大理三月好風光哎，蝴蝶泉邊好梳妝，蝴蝶飛來採花蜜喲，阿妹梳頭為哪樁？
蝴蝶泉水清又清，丟個石頭試水深，有心摘花怕有刺，徘徊心不定啊伊喲。
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五朵金花》电影中阿鵬哥跟金花妹的一段对唱，一直唱到现在。前几年到云南旅游，游大理游蝴蝶泉，过苍山洱海。白云朵朵连成一串串的在天上飘，远处是翠绿的苍山起伏委婉，船在蓝色透明的洱海里走，白族姑娘唱着这首歌跟了我们一路。到现在，一听到这首歌，苍山洱海还有白族的姑娘们就浮现在眼前。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大学班里就有八朵金花。除了意外夭折一朵外，毕业时还有七朵。班上男生毕业时二十一，正好是是女生的三倍。据统计，2015年为止，中国大陆性别结构，男性和女性的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00。男女比例失调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
记得儿时读杜甫《兵车行》时，读到“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总是不太理解老杜的意思。直到面临我们班男女比例3比1如此严峻的问题，才发现简直是严峻到残酷。
后来，当我有了一个女儿时，我真是高兴之极。女儿终于不用像他老爸那样”埋没随百草“了。谁知，海外竟然有”剩女“之说，竟然有人把这事写成书，而且，还有人把故事搬上舞台。这不，上个星期还给着华府的话剧社演出”海外剩女“的节目帮忙做后台服务，搞灯光布景什么的。看了话剧后，才发现”剩女“还真是海外的一个问题。那么，她们为啥不回到中国那个对女性有利的国度去寻找另一半呢？我不是她们，不知道答案。
按全班人口比例分配，我们班女生在选择男生时，是绰绰有余的。而对男生来说，要选择班上的女生，应该更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过，那时的我们，至少是我，好像没有那种迫切感。也许，如有些同学今日所言：“不过那时我们还小，情未开窦末燃，算得上是那种独立，清纯，天真活泼的青春少年。”不过，我那时的座右铭是“好男儿，先立业，后成家“。至于什么是立业，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当年的我们，正处于青春年少的豆蔻年华。社会上对男欢女爱是一种压抑的状态。虽然年少懵懂，但是生理上正在逐渐成熟。那种朦胧的感觉向小草一样，在春天里顽强地要冲出地面，哪怕上面是层层大石重压，哪怕碰上狂风暴雨，任什么都挡不住那生命要延续的顽强。大学生，二十岁的热血男女青年，如若不是世俗的压力，感情应该如火山岩浆炽热喷放，似大海波涛汹涌澎湃，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可是，当时仍然处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是要“政治”挂帅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那个大环境下，同学们大都积极要求进步，把“革命”摆在首位，那些个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爱”和“情”是谈不得的。
那时，《五朵金花》早就被批判了。八个“样板戏”就没有一个讲阿哥阿妹这种人之常情的。京剧《红灯记》有奶奶、儿子和孙女的，就是没有妈。沪剧《沙家浜》有机智过人的阿庆嫂，就是没有阿庆哥。根据《林海雪原》改变的《智取威虎山》，没有了少剑波“雪乡我思”的那个可爱的小白鸽。好不容易看到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有个男性“党代表”，结果还在在烈火中永生了。总之，一切都是“造反”和“革命”。最靠谱的是芭蕾舞《白毛女》了。在满场北风吹来吹去中，喝死了杨白劳，打倒了黄世仁。最后，终于在山洞里面让我们看到了曙光：大春哥迎着阳光，雄赳赳气昂昂的牵着喜儿走出山洞，向着光明，向着未来。可惜，好事刚才开头，结果就落幕了。更不提那些《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的电影了。这些，应该也是把我们思想中，乃至身体中的那些荷尔蒙的活动和反应洗掉淡化的原因吧。
据现在回想，当时主要的理由是学生谈恋爱“影响学习”。想不到五四运动这场革命不过半个世纪，到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谈恋爱竟然仍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乌云压城城欲摧的事态。想想那些“革命”的领袖们，如当年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那个不都是二十左右就恋爱结婚。也没有看到恋爱就影响“革命”的啊。相反，他们还创立了一个新中国。
那一首【沁园春·长沙】，写得何等的好啊。“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就是指的我们吗？就连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二十多岁就恋爱。虽然马克思和燕妮恋情持续了长达7年才喜结良缘，不是照样写出了《资本论》这种经典大部头的书，指导者共产主义运动风靡了一个多世纪。怎么到了我们革命小将的身上就不行了呢？
当然，这话也就是今天敢说了。这些离经叛道的想法，要搁在那些日子，恐怕早就被批判斗争得七荤八素的了。以致于那种人类自然的欲望和感情，就像孙悟空一样，活生生被如来佛扣压在五指山下。不过，火山下的岩浆，仍然是炽热的，随着地球的旋转，随着天体的运行，在暗流涌动着。一旦地壳哪里有缝，就会喷发。在那种扭曲的年代里，年青的我们中，有些人明明身体里热血沸腾，眼睛里偷看着谁，脑子里在悄悄地想着什么。嘴上却是革命的，像柳下惠那样的坐怀不乱和道貌岸然。行动上是不遗余力地维护当时的“革命”秩序，盲目拼命地往五指山上添砖加瓦。今天回过头来看过去，也不能去怪那时的我们，毕竟，都太年青了，要怪，只能怪那个扭曲的时代。
不幸的是，班里的危爷被丘比特的神矢射中了。班里有个金花爱上了他。结果是（用他的话说），不仅影响了纯洁的同学，还给某些高尚的人找了麻烦。把一个今天看来根本没有错误的事情，做在那个错误的时间里了。危爷为此受到班级和校方的点名批评，甚至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相信，今天的大学生在卿卿我我恩恩爱爱中，是很难想象他们的父辈昨天的遭遇的。
万幸的是，危爷和金花毕业时一起被“仁慈”地发配到了关外长春。总算没有棒打鸳鸯两分散，没有经历时间和距离的三维考验。而且，最终修得正果，夫妇双双调回到宜昌三峡落户。退休前，危爷曾任葛洲坝大学外语学院院长，金花夫人曾担任当地副县长。如今退休在家赋诗填词，儿孙绕膝，好生快活。危爷感慨的是：“所以我是收获最大的人，除了友情还有爱情。”除了危爷以外，还有一对鸳鸯是徐老大和他的金花，也是被“仁慈”地发配到了塞外的宣化，在那里喜结良缘。如今回到武汉，也是幸福无比。
还有一些金花们，则跟她们的阿哥们，在“红色恐怖”中，转入地下活动。七七八八的走过这么些年，最终的结果是，有四朵金花被班里的阿哥们幸运地摘了去。跟被外面的阿哥们採去的比例是50%:50%。
而我，如歌中唱的那样 “有心摘花怕有刺，徘徊心不定” ，与另外三分之二的兄弟们一样，终是与金花无缘。
初稿于马州饿半拉山庄 03/08/2018
修改于佛州瓦蓝湖 07/11/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