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一晃就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们也从50多年前的一个青葱学子，成为一个退休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当代中年人。
记得那是1972年，我们刚刚高中毕业，就被地质学院所录取，成为地质学院第一批英语专业的学生。
那时的中国还在十年混乱之中。其时国际关系紧张，导致一些边境上的武装冲突。国家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将重要的工业基地迁移内地，同时也将北京的许多大学迁移到内地，正如当年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1969年底，北京地质学院奉命外迁，由此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混乱时期。
新校址选在哪里，大家心中没有数。学院先后前往陕、甘、豫、赣、湘、鄂等地勘察，最后于1970年定址于湖北省的江陵县，更名为湖北地质学院。当时江陵为湖北的一个小县城，一应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办一所大学，加上文革期间，人心动乱，教职员工纷纷回京，挂牌在江陵的“湖北地质学院”难以为继。
我们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招进地院的。由于江陵不宜办学，新的校址未定，我们被招生后，并没有入学，被告知在原地待命。看着同届的同学们都到其它录取的大学报到和上课了，心里很是着急。我当时是可以报考其它院校的数理化专业，但是听了地院招生人员说我们属于“绝密专业”，毕业后将在北京地质部工作，这才将我从一个理工男变成一个文科男。
高元贵院长
正是这个期间，老院长高元贵重新参与学院管理工作。高院长带领领导班子就江陵建校条件的问题展开走访调研，明确提出江陵不适宜办全国重点地质院校，请求重新选址。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当时湖北省委提出选址范围必须“除武汉市以外”。在对湖北境内半年多的考察进行全面分析后，高院长上报湖北省革委会，希望能够同意湖北地质学院在武汉市选址建校。经过高院长的反复坚持、多方奔走、据理力争，学校在武汉建校的诉求终于得到了湖北省的正式批准。
我们这批学生最终没有到江陵上学，而在武汉学习，直到毕业，这跟高元贵院长当初根据学校和当地情况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据理力争不无关系。
从老教员和基层干部嘴里中听说，高院长是个是老革命，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高院长行政八级，是老干部中的高干。我们人学时，正赶在迁校那个动荡的年代，也是高院长行色匆匆，在湖北各地走访调研，重新选址之时，因而无缘得见高院长。
录取半年后，1972年的9月，我们终于在武汉入学，校址暂时为原湖北省的一所地质学校，在武汉市汉口航空路一旁的林荫小路航空侧路上。在这里我开始了3年的大学生活。
一天，教研室领导告诉我们，高院长要见我们班的同学。早就听说高院长“亲民”，经常到教员和学生中走动，果然，高院长来看我们了。记得我走进学生宿舍，高院长已经坐在我们的床沿边上了，正在跟同学们聊天。
原来高院长是个瘦老头，戴一副眼镜，头发梳的整整齐齐，上身一件白色短袖衣，下着灰色长裤。并不是想象中高大魁梧，一声令下，可以令全北平的大学生上大街游行的学运领导人，倒像一个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的长者。不过，透过眼镜后面眯缝的眼睛，隐约看到一种坚毅的沉思和威严。
高院长跟我们聊学校的伙食，饭菜做的好吃吗，伙食费贵吗？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如冬天洗澡有热水吗？对老师和学习环境有些什么意见等等。并且还考察了一番我们的学习情况。他请我们在场的同学，每人人讲一段英语。这个看起来随便的要求，其实很考验我们学习的真功夫，从语音、语调、词汇到语流，内行一听就明白。
那时候我们的英语刚学了一个学期，再加上中学没有好好学习英语，现在看来，水平实在是很差劲儿。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在幼儿园就在学习外语，有的还直接跟外国老师上课，这种语言环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一个多学期的专业训练，跟着老师练习和录音机模仿“灵格风”（Linguaphone）英国人语音语调，加上同学们的努力学习，还是有一点点英国人“洋腔洋调”的。
大家每人讲一段英语，有的背诵课文，有的用英语自我介绍，有的用英语说一段毛主席语录。记得我模仿了一段“灵格风”的讲话：“如果我讲得慢一些，你还能听懂我。如果我讲快了，你就听不懂我了。”（If I speak slowly, you can understand me. If I speak quickly, you don’t understand me.)
高院长点点头说：“行，我听懂了，还不错。不过我希望你们毕业时，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坐在这里，自然随便地全部用英语交谈，连思考问题也全是用英语。你们做得到吗？”大家一时无语。我想，三年的学习难道还做不到吗？于是不知深浅地回答：“可以！”
殊不知，以我们当时的客观条件，三年英语学习过程中，连一个真正的外国人都没有见到，加上基础差，起点低，从26字母和国际音标开头学，更不要说当时仍然处于文革思想和社会混乱的大环境下，要到达一个外国人随便说甚至想问题都用英语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这项要求，我毕业多年也没有做到。这才知道，原来高院长提的要求是相当的高啊！毕业后，我心底始终记得高院长当年的要求。直到多年后负笈海外，融入英语这个大环境达几十年，才敢小声的说：“可以吧？”。
会谈时，我们谈到一个同学们很关心的问题，我们要回北京上学。我们那一届，地院一共招了两个新开专业的学生。一个是我们这一届英语专业，另一个是地质力学专业。地质力学班的同学是地道的工农兵学员，造反精神很强，早就吵吵闹闹地到北京上课去了，而且一去就不回。我们也想去北京，北京的教学条件比武汉好多了，不仅学校旁边就是北京语言学院，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外国留学生，可以练习口语，开阔眼界，而且离我们毕业要去的地质部也很近。
可是，这一点上，高院长没有答应我们。他说，学习环境和教学设备可以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回京是不可能的。我们很失望。觉得高院长很偏心，为什么地质力学班可以回去，而我们就不行？
现在看来，当时高院长也很为难。他一边坚持向湖北乃至党中央反映回迁北京的个人看法，一边在上面的压力下，不得不违心地执行在湖北，最后在武汉，选址建校的决定。这是他党性的表现。
当时全校两个班，一个到了北京，另一个如果也回京，实在无法向上级交代。于是乎我们就成了留在武汉的“人质”，一直到毕业。现在我们知道，高院长是希望我们都回北京上课的，只是，时事不得已，他也不得已而已。
毕业前，学院领导机构迁至武汉办公，高元贵则亲自回京动员迁校。他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说道：“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顾全大局，而决不能讨价还价。”高院长以身作则，带头将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武汉。
等到我们毕业了，高院长也“毕业”了。1976年，他正式离开我们地质学院的一线领导岗位，回到北京任地质部顾问。
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
今天，坐在风和日丽的佛罗里达州，望着逝去的的流云。很多人走了，就像吹过一阵风，飘过一片云，不给后人留下任何印象和影响。而高院长的一番话，却让我记住了一辈子。我想，这应该来自高院长崇高的人格吧。
高院长留给我的，不仅是地质大学所经历的一段在动荡流离中负重前行的历史，也是老一代忠于职守、尊师爱生、顾全大局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成为我在日后在学校教学工作中的的指南，高院长的人格魅力也成为我日后生活中的楷模。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多年没有想太明白，高元贵一直是党政一把手，党委书记兼任院长，为什么大多数人叫他高院长或者老院长，而不叫高书记和老书记呢？
其实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倍受师生爱戴的高老头。
调寄【浪淘沙令 · 忆高老头】缅怀高元贵院长。
学运正当年
地学辅新天
2023年11月07日 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湾瓦蓝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