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过后，早晚的气温开始从90多度下降到80多度，明显的凉快了。傍晚的游泳池凉风习习，出水后身体感到晚风的凉爽。上午到健身房锻炼，一路上来来回回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邻居们相遇，都相互称赞“今天真是一个好天气”。
读书，读一本有关我们这一代的人的书——《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这是一部同龄人书写同龄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六十年经历的书，于2011年出版。自然引起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的兴趣。
作者米鹤都，1952年出生，是同龄人中跟我比较接近的。我的小学同学中，年龄大约跨越三个年龄段，从1952年到1954年，其中以1953年居多。不同的是，他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比我高一届。这一届之差，就把我们的人生轨迹从中打乱。其实，我也可以属于1968届初中毕业生。
在1960年代，武汉市除了小学6年级+初、高中6年级的“12年制”，还试行一种小学5年级+初、高中5年级的“10年一贯制”。也就是说，大学前的教学分成两个轨道，分别为10年以及12年。据说，“10年一贯制”是一种实验，从前苏联借鉴而来。不知道是不是“伟大导师”心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实验的开端。
我从幼儿园“毕业”后，我们那一届同学大多都被分配到一所试行“10年一贯制”的“鄱阳街小学”，校址就在当年中共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会址的同一条街上。如果沿着这个“10年一贯制”的教学轨道走下去，我就应该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跟我同住一个大院的邻居“发小”，就是从鄱阳街小学毕业，比我提前一年进入初中。其实论年龄，他还比我小一岁。看到他佩戴中学的校徽，而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记得当时多么的嫉妒和愤愤不平。
但是，由于我不记得的原因，大概因为我小且调皮，母亲决定将我换到一个“12年制”的“黎黄陂路小学”。可能还有姐姐在黎黄陂路小学，可以顺路带我去上学的缘故。这样就造成了我们同龄人的分道扬镳。1966年文革开始，阴错阳差的我就成了1969年初中毕业生。
1968年，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届初中毕业生到1966届高中生，一共6届中学生，统统离开所居住的城市，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了。从那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历届中学毕业生年复一年地走着上山下乡的道路。
历史的长河一往直前，浩浩荡荡奔泻千里，碰到崇山峻岭也会转个弯，有时候会产生回流，并在不经意之间留下几个漩涡。严密的逻辑和规律定理，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因为从“10年一贯制”的轨道拐到“12年制”，我没有像我的哥哥姐姐，赶上1968年全中国轰轰烈烈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
1969年，等到我毕业时，中国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在应届毕业生中招一部分高中生的政策，招生的比例时应届生的20%。因着这个年份和这个政策的产生，我成为了那个20%的幸运儿。不记得这个政策产生的前因后果，也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有几个省市试行了这个政策，我只知道湖北省是其中的一个。
很奇妙的是，我的高中就是在“武汉实验学校”开始的。而武汉实验学校就是当年“10年一贯制”的典型实验样板。武汉实验学校包括幼儿园部，小学部（5年)和中学部（5年）。混沌中从离经叛道开始，冥冥中我又回到了原轨，那时的高中学制为2年。
1969年以后，中国开始全面初中升高中的制度。同一个时代，一念之隔，作为的同龄人的作者和我就这样开始各奔前程，一个上山下乡到陕北地区，一个留在城市上学。
作者后来参军入伍，离开农村。参军是文革期间青年人的向往，一个是军队在当时的威望，二是参军可以避免上山下乡，三是在部队里容易入党提干，复员转业后，能回到城里，找个好工作，混出个好前程。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是比我们低两届的同龄人，就是想方设法地参军入伍，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得以施展他的写作才华。
上高中时，有许多同学都不再读书参军进去了，海陆空各军兵种都有。当然，我也很想去参军，圆一个梦。如果我当时参军了，我可能又和作者回到同一个轨道上来，当然也可能从此与大学无缘。不过，我父亲当时不同意我去当兵，大概是我哥哥上山下乡后，已经在当地参军入伍，父亲不想我们俩走一条路，希望我继续学业，将来也许能一文一武？
同样的大时代背景，因为机遇的不同，个人的背景和抉择不同，人生的道路便产生分歧。后来，也是作为试点，我侥幸以5%的几率，直接从高中进入大学，也是因为是文革首届高中生的缘故。人生会遇到各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机遇。假如，当初我母亲没有将我从10年制改为12年制的学校，我就不会赶上应届生升高中的机遇；假如，我父亲同意我在高中时去参军，我也不会碰到高中生直接升大学的机会。
作者的简历，据《百度百科》记载，1974年-1977年上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共党史专业。其它地方有的记载为1978年-1982年入学。这段学历的时间差距不是简单的74年与78年之间的4年之差，而是文革中未经考试的“工农兵”学员与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经考试入学的本科生两者的差别。这两者之间的语焉不祥，让人觉得作者似乎是个工农兵学员，正如我一样。不过，听说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在文革中经历了1970年停办与1973年解散，知道到1977年才复校招生。按道理讲，作者应该是文革后的大学本科生。
时间进入1970年代后，时代的洪流，又把我们这些分岔的支流汇拢在一起。如果作者是1974年进入大学，那他就跟我一样，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中的解放军学员，尽管我是一个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的“假”工农兵学员。总之，到文革结束的1970年代末期，我们的人生轨道又在大学里相遇。
毕业后我在大学任教，作者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
进入1980年代后，跟大部分同龄人大学毕业生一样，我们同在1988年后出国留学，同在美国学习研究。获得学位后，我同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他同另一部人留学完后海归。
大浪淘沙。回过头来看，每个人的遭遇都有不同，但是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摸爬滚打出来，相互理解熟悉。同龄人讲同龄人的故事，比较真实。如果同龄人写同龄人的那段历史，就是两回事。因为我们没有跳出来，跟历史拉开足够的距离，会有当代的代入感，无法避免亲身经历所长生的感情色彩，很难做到客观。
但是，我们经历过那段历史，有其自然的真实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拿起笔，在历史上留下真实的一点，那么，我们的后人会更真实的了解到共和国的同龄人这段历史，会更如实和客观地了解到我们这代人。
浪花，是大海真实的体现，但不是真实的大海。
09/03/2023 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