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开武汉，到如今近四十年。其间回过几次，每一次都仿佛在和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寒暄——既亲切，又有些怯意。记忆中的武汉依旧在，但像水墨被轻轻晕开，熟悉处仍在发光，而往昔的线条已变得柔软模糊。
从江滩公园回来，便想去“过早”。顺着脚步随意往前走，便拐进了天津路一带的静巷。路上一时无人车马，只有几位行人缓缓走着，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远处悠悠滑来，像我少年时代的影子。
两旁的法国梧桐依旧矗立。儿时记忆里，它们只是高高的绿色伞盖，如今枝干愈发粗壮，斑驳的树皮像老人的手背，写满了几十年的风雨。它们也老了，但依然把整条街笼在青色的微光中，叶片交叠，像替人遮住烈日，也替岁月遮住锋芒。
站在树影底下，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上海的衡山路、淮海路，总觉得一阵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原来都是这同一种树，牵住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年代与年代之间的暗线。
而我，也不过是在这条幽静的小路上，悄悄与自己的过去重逢。
沿着那条被法国梧桐覆盖的小路继续向前，转过一个熟悉的街口，便看到了这座金瓦覆顶、红墙环绕的大门。如今门额上写着“武汉群众艺术馆”，但在我心里，它一直是旧时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这座大门曾是我们童年通往世界的一座入口。穿过它，便是一个宽敞的露天舞池。五六十年代的夜晚，劳动人民在这里随着手风琴、留声机的旋律翩翩起舞。灯光昏黄，影子在地面上拉长又缩短，像一场场安静的生活交响。旁边的露天剧场更是盛夏晚风中的圣地——只需五分钱，就能看一场夜场电影。那时的电影院，最便宜的也要一角五分钱，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是遥远的奢侈。
记忆里还有一座报亭。玻璃框里整齐夹着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大人们在那里驻足，我们这些孩子则对字里行间的繁密黑字一无所知，只觉得报纸散发着墨香，是一种“长大了才能懂”的味道。
而真正刻在我生命里的，是园中的假山和小亭。少先队的纪念日，我们会在这里进行蓝、红两队的“军演”：沿着假山的石阶奔跑，占领制高点，像个小小的英雄。只是有一次，战况激烈，我被对方从假山推下来，摔得不轻，还磕掉了一块下齿。那一声脆响伴随了我一辈子，成了身体上永不褪色的小小标记，也是童年的印章。
今日再看这座大门，它的身份已悄然改变：武汉群众艺术馆、武汉市非遗保护中心、湖北中国画研究院……名字越来越雅，功能越来越文气。而我站在路口，看着这个地方的前世今生交叠，忽然觉得，人和城市都是一样的——不断在时间里更换名称，却始终保留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根。
离开那个装满童年回声的大门，我们踏上另一段更贴近当下的旅程——去完成味蕾上的朝圣。内子想吃烧梅，我惦念着热干面。武汉人把吃早餐叫“过早”，一个“过”字，仿佛走过一段属于清晨的仪式，也走过生活里最实在的温度。
先去鄱阳街的“陶仙居”。那一带如今也成了拆迁区，脚下尘土飞扬，老街正慢慢变成新街。可“陶仙居”仍倔强地亮着灯，只是门面缩小了许多。走进去，熟悉的香味却一丝未变。蒸笼里的热气腾腾地往上卷，像旧日街巷的烟火气正努力不散。“虾仁烧梅”、“财鱼烧梅”、“香菇烧梅”都还在，整齐地排在笼屉上，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姿态依旧，风味依旧。内子吃得满足，我看着她，也觉得某种心愿被轻轻安放了下来。
至于我，则径直奔向蔡林记。那是武汉人心里的“热干面正统”，几乎能代表城市的鼻息。一碗端上来，芝麻酱香立刻撞上来，面条黄而筋道。我几乎不用试，就知道这味道没有变：仍是童年的早晨、放学路边的小摊、冬天捧着热碗取暖的手感。再来一碗蛋酒，温和地透着米香，像是岁月调制的甜意。
吃饱之后，仍不忘小贪心。过马路去对面的牛肉面馆买一个刚炸出的面窝，外脆里软，咬下去“咔嗒”一声，是武汉街头特有的清脆响。最后，再绕到“老通城”，打包一个“三鲜豆皮”。软、香、油亮，是许多武汉人一生都会想念的味道。
这一番“过早”，几乎把武汉的清晨吃了个遍——烧梅、热干面、蛋酒、面窝、豆皮……每一样都是记忆中的那一口，每一样都像在告诉我：不管走多远，属于武汉的味道，都还在原地等我。
回家的路上，从北京路一路走回熟悉的街区。按理说，离家只有一个路口，脚下一步步走的都是记忆深处的路线。可偏偏就在这个理所当然的地方，我被“认不出家门”的荒诞轻轻绊了一下。
眼前这块蓝白相间的路牌上写着 “天津路”，字样清晰，方向明确，可我却像忽然闯入一座陌生城市。站在路口望过去，一整片名为“外滩荟”的新建筑群从地面拔地而起——线条方正、墙面温润，气派得像另一座世界突然闯进老城区。可我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却不是“新”，而是困惑：
这里……原来不是天津路小学吗？街道那一边，不是北京路小学吗？
那些曾经每天踩着晨光、踏着书包肩带走过的小学，它们都去哪了？是搬迁了？消失了？还是被这片崭新的楼宇吞并、覆盖、吸收，再无声无息地变成了另一种城市表情？
站在路口，我突然像个走失的孩子。过去那条“闭着眼都能走的回家路”，如今竟因为一个陌生建筑群而变得支离破碎。那种错位感来得悄悄，又来得锋利——城市虽然没有抛弃我，但确实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了。
然而，抬头看看路牌，天津路三个字仍旧挂在空中；再转身看看身后，北京路的风吹来依旧带着老城区的温度。也许城市的外貌会变，但那条连接童年、学校、家门的路线，仍旧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不会真正迷失。
上午的行程是回到洞庭街——我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度过青少年的地方。那些年少的日子像一册泛黄的旧相册，一翻开，尘埃便轻轻扬起。听说巴公房重新修缮了，离家不远，便顺路又“特地”去看看。
一到那里，心里竟有一种意外的平静。巴公房的后面几乎没有变化，还是老样子。周围的空气、墙壁的纹理、楼道的角度，都像一个多年来从不改变习惯的老邻居。唯一真正变化的，是后门楼下那间店。原来的老邮局——我小时候常在门外踮着脚看邮票的地方——如今成了一家星巴克。绿色的圆形招牌亮得太现代，像一块贴在时间上的新补丁，却又奇怪地没有破坏原本的氛围，只是悄悄替换了时代的光亮。
而另一边，已经是另一种景象。年轻的姑娘们拿着手机或相机，早早来打卡拍照。楼顶“1910”的年份被镜头一遍遍捕捉，那是连我也觉得遥远的数字；楼中刻着的“BANOV 巴公邸”，如今被赋予一种民国风的浪漫，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老上海”“旧租界”“怀旧摄影棚”。
而在我看来，它只是把旧衣裳换成了新外套。结构没变，灵魂没变，只是像个流浪汉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突然成了网红。走到前面，打卡的人更多了，三三两两在门口摆着精致的姿态。街上还有人捧着一大束彩色气球，专门卖给游客——气球鲜艳、轻浮，与这座百年建筑的深沉历史并排在一起，有些幽默，也有些时代的反差。
洞庭街的另一侧，开了几家摄影沙龙。玻璃门上写着“专业拍摄”“民国风写真”。灯光、布景、复古道具一应俱全。这条街，曾是我们少年奔跑、捡石子、打水仗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拍照的舞台，成为城市新审美的一部分。
我站在那里，看着巴公房的新与旧、人群的来与往，不觉得突兀，也不觉得遗憾。城市如此，人生亦然。老去的，不会完全消失；而新的，也并非无处安放。只要时间还在流动，这里的一切，都还属于某种被继续书写的武汉。
巴公房的对面，是“健康幼儿园”——我人生中第一个“母校”。六十多年过去，它竟还安静地立在那里，像一座悄悄守候的灯塔，替我看护着童年的影子。反倒是天津路小学、北京路小学，这些后来陪伴我们长大的地方，已经在城市的新版图中被悄悄抹去。原来的大门早已不见，一栋五层楼直立在旧址上，像是另一段时代的回声。
看门的大爷还好吗？门房旁那只猴子还会不会挑着眉看人？那些耐心又严厉的老师们，还会不会偶尔想起我们这些模糊的小脸？真希望他们都还健在，哪怕不知道彼此的消息，也能在某个清晨的阳光里健康地走动。
我这次回来，还有一个更私人、更柔软的理由——寻找当年幼儿园的小伙伴，我的发小。前几年回乡时我们还见过面，那些久远的童年片段因为他的笑容而突然鲜亮起来。也正因如此，我才想再来看看，看看故居，看看旧路，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把当年的一声“你好”，说得更轻，也更长。
旧居的地址，曾是洞庭街70号。许多人不知道，这栋建筑最早竟是俄国茶商李凡诺夫的公馆。百年前的洋房，百年后的民居，我们居住的时候，它已经被划作三部分——68号、70号、72号。如今的门牌又换成了86、88、90号。数字在变，人的脚步在变，只有那栋房子本身像时间里的一块石头，默默承受着所有更迭。
其实，那始终只是一栋房子，被人为切成三个居住区。每个区三层楼，一层通常住着一家人。我的幼儿园发小就住在我们楼的二楼，我们家在三楼。那时楼板薄，脚步声一动就能听见。小孩子的笑闹、饭菜的香味、母亲声声的呼唤——都能顺着楼梯上下流动，像一家三户共同呼吸的气息。
这次回到老房子前，大门竟依旧。铁门的形状没有变，门环的触感仿佛还能唤起旧日的回声。我推门进去，才发现楼梯被一道新装的门封住了——上次来还没有的。站在那道陌生的铁门前，我突然有种像被过去拒之门外的感觉。
我在楼下敲门，也按了门铃，却没有任何回应。整栋楼像睡着了一样，只好悻悻地走了出来。
走了一圈才发现，这幢房子如今几乎不再住人。
86号的门脸像是一家服装公司的办公室，亮晶晶的玻璃和当年的灰砖土墙格格不入。
88号门口的石柱上插着几朵假花，有些不合时宜的明艳。门边摆着两张摩登女郎的广告牌，一楼往里瞧，空空荡荡。
至于90号，走进去一楼更是黑洞洞的，没有灯，也没有任何生活的迹象。
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时代的脚步往往不会解释什么。
倒是街对面的小洋楼看着还是住家的模样，外墙干净整洁，窗子擦得亮。倒是与之相邻的原法国领事馆旧址却正在装修。大门蒙着绿色的保护毯，像是给老屋披上一件病号服。两个门框都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底部的石脚和上下的保护层都已剥落，像一个老人腿脚不稳，跌倒了几次。
对门的同兴里也变了样。出口处多了一道铁栅栏门，用来限制进出。透过门缝看进去，里面仍是老式的石库门格局。小时候出口处有一家修鞋的小店，住着光头的周皮匠。我们家的鞋坏了，都是拿去给他补一块皮子，或钉一个后掌。那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是那个年代的节奏，如今却再也听不到了。像许多手艺人一样，他的行当已经在城市里慢慢消失。
有些地方还能找到旧时的形状，有些地方却已完全换了面貌。它们一半像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半又像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正如我们自己。
穿过同兴里，继续往前走，脚步不自觉地踏上了当年上小学时的必经之路——胜利街。街道还是那个走向，只是两旁的建筑早已换了模样。左手边，便是我的小学旧址——“黎黄陂路小学”。那栋三层楼静静立在那里，就是我五、六年级读书的地方。
奇怪的是，如今这座建筑竟成了另一所小学的校址，而原来的“黎黄陂路小学”却搬去了别处，沿用着同一个名字。名字像魂，飘去新的地方了，但旧址毕竟还在，比起“天津路小学”和“北京路小学”从城市地图上悄然抹去，总算是留住了一点痕迹。
我站在旧校门口，透过铁栅栏往里看。操场上，几个孩子在追逐嬉闹，阳光在他们头顶闪烁着跳跃的光点。他们对这里的今天熟悉得很，但对我们那一代的昨天一无所知。时间就是这样，悄悄地，用一群孩子替换掉另一群孩子，然后继续向前走。
我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轻轻唏嘘——像是对那段远去的童年做了一次迟到的招手。
随后，我又转身继续往前走，像当年放学回家一样，只是这一次，脚步轻了许多，也慢了许多。
再往前走，就是黎黄陂路了。
当年，它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窄窄的，安静的，有母亲上班的单位，也住着许多同学的家庭。那时的街口，除了黄昏时偶尔传来的煤炉烟味和孩子们放学路上叽叽喳喳的声音，再没有其他喧嚣。
如今却大不相同。一条普通的居民街，忽然间成了武汉的“网红打卡地”，与巴公房并肩，成了这一带最醒目的旅游热点。
脚下原本的柏油路，已经被一块块欧式的方形石砖取代，整条街也改成了步行街。曾经一户户临街的住家，如今楼下几乎都成了商铺；咖啡馆、小店、手作摊位一字排开，露天桌椅占据了行人道，空气里带着浓浓的咖啡香和游客的笑声。
房屋的框架还在，墙的线条也大体如旧，可街道的气息已经全变了。那个静谧的、带着柴米油盐味的住宅区，已悄然褪去，换上了一件熙攘、时髦的商业外衣。
站在这条熟悉而又陌生的街上，我忽然生出一种微妙的恍惚——仿佛童年那条有阳光、有同学、有家味道的小路，被时间悄悄折叠进了另一幅风景里。
这就是我的故居。
一个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如今回望，却像隔着一层薄薄的时光雾气。街角的石阶、门檐的旧纹理、风吹过屋檐的方向，都与记忆里的模样相似，却又处处不一样。它仿佛是一幅被岁月重新上了色的老照片，轮廓依旧清晰，却早已更换了当年的光与影。
走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心情：既像是回到了童年的深巷，又像是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寻找自己。那些人、那些声息、那些曾经的生活方式，都已散落在时光里，而眼前的一切又仿佛正努力告诉我——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我站在街口，望着这一切，仿佛明白：所谓故居，不在砖瓦，而在记忆深处那一寸柔软的地方。那里从未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
以一首《七律·重游故地》结尾。
卌年重步汉江滨
梧影参差认旧痕
易匾宫墙藏童戏
飘香街角识晨飧
假山履齿声犹在
驿站星巴色已新
莫叹门牌更数字
阶台往迹总温存
10/11/2025 草记于武汉市
11/21/2025 整理于瓦蓝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