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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姚遥庆爱国日 闽赣瓷避被风沙

今天，九一一，美国爱国日（Patriot Day），是美国纪念二零零一年九一一袭击事件中遇难者的节日。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全票通过将每年9月11日设为爱国日以作为全国哀悼日。全名为国家服务与纪念日（National Day of Service and Remembrance）。爱国日不是联邦假日，也就是说，这一天联邦政府、机关单位仍然办公，学校也仍然开放。

但是，也有关门的地方。昨天看到微信中一个文友发来一篇文章，题目是《访久姚遥纪念馆》，我看了半天才知道是一篇纪念九一一 的文章。之所以用这个题目，是因为原来的题目是《访九一一纪念馆》，因为“九一一”是“闽赣瓷”，被风沙了。当作者把文章中的闽赣瓷改成久姚遥，于是顺利发表了。看到这里，不觉感到很沉痛，难道讲一句真话就这么难！

口罩强制遇阻力 自由终归靠抗争

佛罗里达州长颁布过一道命令，也就是各级学校不得以对抗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为由，要求师生戴口罩，一群家长不服，将州长告上了法庭。

两周前，佛州法官库柏（John Cooper）否决佛州州长的主张，并说佛州各级学校可强制戴口罩，库柏裁定家长胜诉。不过，好景不长。

佛州州长就法官库柏的判决提请上诉，位于佛州首府塔拉哈西（Tallahassee）的上诉法院今天裁定，佛州各级学校不得以抗疫为由，强制师生戴口罩。这项判决可说是佛州保守派州长的胜利。

改判的判决意味着，任何违抗州长不得强制戴口罩命令的学区，佛州可以惩处。

不过美国教育部则说，凡是因违抗德桑提斯的学区，而遭受任何财政的处分，将由教育部负责。

在学生自由选择和学校强制戴口罩这方面，在佛罗里达表现得反反复复。这是一场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力的一场较量，美国在这个方面的现状是，有的州同意学校强制戴口罩，有的州不同意，似乎双方各自有理，连法官得看法都不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两者都正确，总有一方有错。怎么办？不知道上诉法院今天的裁决是否就是最终裁决，还是可以继续上告的联邦最高法院？

多年前，南方北方对奴隶制的看法不一样，以至于双方闹到要分裂的地步。相信那个时候法院也不管用了。最后只有用武力来解决。幸好，北方胜利了，解放了奴隶。如果北军败了，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今天的美国说不定还有奴隶的存在，华盛顿可能也不是美国首都了，里士满的李将军雕像也不会移除。难道事情非要闹到那个地步吗？期待历史将来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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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依然是满目碧绿，丝毫没有一点秋黄之意，可是，早上走在清晨的空气里，已然有秋天的凉意。室外温度比室内还要低几度，大约75华氏度（23摄氏度）。关键还是空气开始干燥起来，路上碰到的熟人也跟我们谈干爽的感觉。这可是一年里头难得的好天气。

路边有些不大橡树已经开始结橡子了。走过那些橡树时，会听到树上悉悉索索的声音。多半是松鼠在啃新鲜的橡子。树下会有一些掉下的橡子，还有啃过的痕迹。常常可以看到松鼠将吃不完橡果藏在地底，不知道来年是否记得藏东西的地方。有些自然现象，如动物在秋季储存食物，以备冬季食物稀少时享用的本能，到底是这么来的的呢？这种本能多半是天生的，就像小动物一生下来，眼睛还挣不开，就会找奶吃。

桃李芬芳参天树 细雨无声育新苗

今天时中国教师节。脸书《往事记忆》不失时机的送来一条小学生的祝福《献給我小学的老师们！》，写于5年前的今日。诗看起来，好幼稚。

回想一下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老师。幼儿园老师姓戴，我至今还记得她慈祥和威严的面庞。虽然幼儿园的那些日子已经模糊，可是戴老师队我的关爱，我却在直觉里能感觉得到，即使到了天国我们相遇也会认识。从幼儿园毕业后，我极少回到幼儿园去，和戴老师再也没有联系。直到我上大学后，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她叫出我的名字。从幼儿园到大学，我身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戴老师竟然能认出我。车上匆匆谈了一下我的状况，我们就再次在茫茫人海中分手。后来，有次接我哥哥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就是我小时候幼儿园。她跟我说，幼儿园的老师认识我，知道我是她的叔叔。

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一位女老师，不知什么原因，我就觉得她不喜欢我。记得一年级跟同学干架，原因是前面座位上的同学，翻过身来欺负我同桌的男生，我的同桌很老实，我就打抱不平，顺手将手里的铅笔戳到前排同学的头上。老师坚决要把我开除，最后，学校罚我停学10天。从此我就是老师眼里的坏孩子，一直到三年级都没有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不过三年级后，她不再教我们，于是我就加入了少先队，还混了一条杠的小队长。我自己觉得，小时候我是个调皮的孩子，但是不是坏孩子。

一进中学就赶上WG，基本上就没有正经上过课，不过我却记得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兰，是一位转业军人。平常头戴一顶旧军帽，一脸的大胡子，虽然刮过，可是仍然很明显。说的一口北方话，开始听起来觉得很土，因为小学老师不是讲武汉话就是讲普通话。我们接触不多，感觉兰老师平常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只记得在他的同意下，我作为班上10%的红卫兵小将之一，参加了到北京的大串联。在中学毕业时，也是经过他的同意，我作为班级的20%的幸运儿，没有上山下乡，直接从初中上了高中，那是WG中的第一届高中生。初中的同学基本都不记得了，除了那些一起升到中学的小学同学。中学的老师也几乎一个也不记得了，除了讲北方话的兰老师以外。

高中班主任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极大。刚入高中，还在WG之中，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被打成保守派，学生中“掌权”的都是一些造反派同学，两派人马格格不入。我们自然不服他们，他们也利用权力来整治我们。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位女老师，不知处于什么原因，开学后不久，她突然把我从一个平头老百姓任命为副班长，主管出操训练。我以前从来没有管过别人，面对一个班的同学，开始我怎么也喊不出“立正，稍息”的口令来，更不要说列队出操带领一班人训练。不过，正是这种赶鸭子上架，训练了我面对同学发号司令的“本领”。从此，我们班的精神面貌和作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体育和各个比赛等方面，都走在全年级的前面。此后，无论面对多少人讲话，我也不会张口结舌的不好意思了。

这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种“潜能”，对于日后的发展和生存，都是很重要的。可惜学到一半，全家下放搬出武汉，再也没有受到这位班主任老师的教诲了。后来听说，她当了我们实验学校的校长。

到了大学，基本上就不会碰上这样的老师了，但也不是没有。毕业后留校工作中，在教研室也碰到一位这样关心人的老师。

人在青少年时期，如果能碰到一些好的老师，作为人生道路上的引导人，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认为，老师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能力，如果同时能输出老师们的爱心，那将是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学生们将会一生受用不穷。

对于老师来说，一生能影响到一个孩子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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