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脸书寄来”你的脸书记忆“，是两年前佛州当日写的小诗，比较典型的佛州夏季雷雨天气。
今天转晴了。一大早出门看到小区的四个邻居分别遛着四条狗，一个星期都没有这种不下雨的早晨了。在家中憋了几天的人们，一放晴，就都出来了，当然，还有他们的狗。
左手隔壁的邻居原来是个亚裔，越南老太太，有一只小狗。老太太没有事，常常敲门过来，送些越南食品，然后聊一会儿天。从闲聊中得知，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越南人。她以中国人为自豪，虽然按中国的父系关系讲，她应该是华人，可是却讲不了几句中文。她的丈夫是个美国空军军官，现已去世。她有两个女儿，老大一家四口人原先也住在我们小区，隔我们几户人家。后来，在我们社区外买了个大房子，搬出去住了。小女儿从军队复员后，也住在我们社区外面不远的地方。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老太太看起来挺硬朗的，每天早上起来浇花，遛狗。近来不小心摔了一跤，趴在地上半天，也没有人知道。大女儿觉得不放心，就把她接到家去了。我们对面的邻居，也是一位老太太。我们刚搬来时，她还颤颤悠悠地过来，送点心表示欢迎新邻居。过了一段时间，就看不见人了。偶然碰到她女儿过来清理房屋，才知道也是女儿把老太太接走了。后来，她们都把房子卖了。
人老了，最好不要孤独。就像杨绛一样，女儿和先生都先走一步，只剩下一个人。好在她身子骨还硬朗，能够照顾自己，能够在孤单中生活，还活了100多岁。其实，隔壁的越南老太太不愿意到女儿家去住，宁可自己一个人住。但是，最后没有办法了，还是得走。看着她们的离去，不免有些悲哀，是为她们，也是为将来的自己，总有一天。
隔壁的新邻居是一对美国夫妇，看起来比我们年轻，有一辆十分惹眼的红色吉普车。他家有一只收养的流浪犬，右前肢没了，只有三条腿，竟然也能走路。那是一只具有哈士奇血统的杂交犬，像一只半大的灰狼，常常卧在门口的草坪上，有时候还会像狼那样对天嚎几声。周围邻居的狗，多是小型狗，都不入我的法眼，唯有这条三只腿，还有点狗样。邻居们在一起聊天时，它似乎也不跟小狗们在一起凑热闹。
小区的周五，就在邻居们互道早安和爱犬们呜呜汪汪的欢叫声中开始了。
昨天看欧洲，今天回到中国的《纸年轮》。到了80年代，一个我应该熟悉，但是又似乎陌生的年代。
1980年代的第一本书《围城》，我没有看过，却听得耳朵可以起茧。《围城》最早是1947年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80年之前似乎没有再版此书。怪不得年青时如饥似渴想读书时，都没有听过此书。
据说，旅美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围城》以很高评价，引出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他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当是见道之言。这才引起国内读者再度注意，并且再版。
听说此书刚出时，褒贬都有。有人讥讽《围城》是“香粉铺”、“活春宫”。这类负面评价引起了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巴人先生的愤慨。他在报端发表文章说，谩骂《围城》的人不是共产党人，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表该文。据说巴人这篇文章一出，讥讽、批评《围城》的人立时“偃旗息鼓停止攻击”，其威慑力相当可观。
我没有看过该书，没有发言权。只是巴人先生拿共产党人的大旗，作为评论的标准——虎皮，使得讥讽、批评《围城》的人立时偃旗息鼓。如果真有此事，不免感到有些“霸道”。共产党人的东西就不能批评么？况且作者钱钟书也并非共产党人啊。
虽然没有看过此书，也没有想看此书的兴趣，不知道为什么。
1981年出版的是《傅雷家书》，也是一本耳熟能详却无缘读过的书。书中傅雷写信时，录下这段话：“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并称“这是我们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值得我们自豪的”！表示这种状态是自己“一生向往的境界”。
尤为珍贵的，是书末所收署名“傅雷梅馥”的绝命手书。毛笔，竖写，没有一丝仓促气息。在身后委托的十三件事情中，所有涉及现款及存单的项目，其序号上面均划有“√”符号，明显是逐项写下数目后，如数放妥，一一核实，确保无误，不欠世间分毫，才把谢世的绳索套向自己的脖子。
看到此处，不禁仰天长叹，眼睛开始有些湿润。有机会一定好好读一下此书。
1982年出的《世界史纲》没有读过。那个阶段，好像我陷入英文学习和教学中不能自拔。本书译者为“吴文藻等”，被“等”进去的人有谢冰心、费孝通这等名家。一次闲谈中，费先生曾说到人的才学。他说：我的上一代人，如梁启超、梁漱溟这一辈，他们才也高，学也好。到了我这一代，才还有点，学就不行了。再往下的人，该念书的时候没有正经书可读，更不用说了。
唉，我就是那些“更不用说了”之辈。因此，看到1985年出版的《宽容》一书，我连听都没有听过，但是惭愧感似乎少了些。
经查，作者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的书在美国十分畅销，拥有惊人的销售量。但在历史学研究上，房龙则并未取得相应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基本上是被定位于一位“优秀的通俗历史作家”。
中国当代作家郁达夫曾评价说：“范龙（即房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范龙的笔，有这一种魔力。但这也不是他的特创，这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以讲述科学而已。”
经这么一讲，我开始对房龙的书感兴趣了。因为我读史书，并非做严谨的历史研究，只是想通过故事来了解和记住历史，文学性越强越好。比如读过小说三国，我记住东汉末年有三国之乱；然后汉朝亡了，三国归晋；也知道了“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还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
1986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也是我未读之书。我是从读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中，知道这本书的。严格地说，这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的英文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该书在世界上大有名气，但是直到80年代才被人译成中文出版。两种语言文本，隔着近半个世纪沧桑。作者以五言诗的形式写下如此感慨：
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
路遥试马力，坎坷出文章。
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
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
岁月春水逝，老来羡夕阳。
盍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
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写于1978年。他以古稀之龄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取名“随想录”。这次艰难、漫长、壮丽的思想跋涉，中间受到攻击和批判，持续到1986年秋。从首篇《谈〈望乡〉》到终篇《怀念胡风》，共百五十篇，逐篇见刊，陆续结集。作者视此书为自己的“文革博物馆”。可惜我没有看到此书。
写出此书后，巴金先生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我们呢？我们也能心安理得么？我们还有对心的看重、对理的尊重么？
1988年的《山坳上的中国》和1989年的《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都没有读过。看到此处，才发现，80年代出版的这些书，听过的大概有3、4本，读就“更不用说了”。其中，有些已经时过境迁，没有现在读的必要了。其中有几本经得住时光考验的，倒是值得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