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千人诺诺易 横眉一士谔谔难

今日读到一篇文章“致命的败局”,从另一个方面来叙述昨天的问题——“千人之诺诺”。

昨天聊到中国有些人坚守良知,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政局下,以“一士之谔谔”,让人们敬佩他们高尚的人格和风骨。

但是,这样做,实在是太难,难得要命。还要不要坚持?

一位日本作家,将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八个月的历史细节,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写进了《日本大败局》一书。

书中分析了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临的两难处境,包括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国后,耗尽人力和有限的资源,经济也每况愈下的情况下,首先,日本的统治阶层在是否继续扩张主义的问题上严重分裂;其次,军队高层中也不乏质疑者,军方强硬派内部亦有人认为如果美国开战,日本将必输无疑。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难之中?

作者通过深度剖析许多迄今未公开过的日文第一手资料,描述那些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存疑者、谋划者和所谓的爱国者的动机及作为,展示了当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治体系失灵”时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危险,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

同时,将整个过程写进了他的书。结论是当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的灾难。

在当时日本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他们出身寒微,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主和派应该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因而日本的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无人敢言反战。其中提到几点,我认为当下的国人值得注意和警惕。

一、文中谈到一个情况,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这一点我是第一次听说,不了解的事情无法置评,姑且信之。因为作者生于东京,先后在日本、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并先后执教于牛津、东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

二、东条英机,时任首相,“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三、 山本五十六,我们都知道,是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主战派的气氛下,不得已提出“要打就先动手”,以战术上的成功导致战略上的失败。

四、 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五、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内部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在这样的氛围下,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官方主流、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不仅成为了成了摆设,甚至成为“老鼠过街”的众矢之的。

文章说,当时的日本内部也是能力换掉东条英机的,但是由于战争事态一步步恶化,最终总要有人为此负责。所以,日本内部各方决定保持沉默,让东条英机继续干下去。战后,东条英机等人负责上国际法庭,其他各方负责重建日本。

让人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可悲之处在于,他们知道,坚守良知、人格和风骨,他们就会被当时的社会所反对、唾弃、淹没甚至牺牲,于是他们选择不抗争。

这正是当代遇罗克、张志新和王申酉,以及古人文天祥、谭嗣同,洋人伽利略和布鲁诺等人为后人所敬佩和景仰的难能可贵之处。

只是,作者没有问,怎样才能不让“政治体系失灵”?

我也没有敢问自己,是诺诺还是谔谔?

【随风茅草】

一眼望去
阴云覆盖
天空被风刮得冷峻苍凉
湿地的老脸在干涸中收缩
不见夏日的丰满的波纹水影
和往昔嬉戏叶间的水鸟

稀稀拉拉的茅草
在风中弯腰俯身
无法承载冬日的厚重
一副臣服的卑躬屈膝
掩饰了
曾经的挺拔茂密
还有期待春雷
带来池塘水满
草丛水鸟惊飞的眼神

我走过湿地 试图
扶起几根倒伏的茅草
它们竟然不愿意

往事今日

去岁今日,习填小令一首,【生查子·楚夢】。

【臨江仙·感懷】

碌碌風塵多少事
方知鬢白無成
鴻蒙天意早分明
醒來還是夢
寵辱且休驚

一尊還當仰天嘯
感懷天地多情
風流過客踏歌行
此身非我有
海角度餘生


12/15/2023 周五

纵有千人之诺诺 不如一士之谔谔

读到一位同龄人大哥一篇文章,谈及与顾准、遇罗克、韦君宜、黄万里相关的出版往事。

顾准,曾经读过有关他的文章。30年代参加革命,50年代、60年代两次被打成右派。在计划经济被当成金科玉律的年代,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全面质疑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对革命作出追根溯源的反思。

可惜,顾准1974年底去世,只活了59岁,死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可喜,他的精神遗产,在转型时代大放异彩,学界公认他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思想家。

遇罗克,我们当年都知道他。文革初期,面对血统论,24岁的他完成了《出身论》。主张人生而平等,废除中国普遍存在因为家庭出身带来的人权歧视。有人评论,他在人权领域的历史贡献,可以与马丁.路德.金并论。

可悲。1970年3月5日,他被判死刑,还不足28岁。

文章中,提到一个不熟悉的名字,王申酉,同代人中的另一个杰出思想家。1945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17岁考入华东师范学院物理系。文革前,他就开始独立思考,反思三面红旗,批评人迷信,为右派分子鸣冤。1976年写了长篇“供词”,全面地反思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主张。

可叹。因为思想超前,他于1977年被判处死刑,年仅31岁。

拨乱反正的年代,王申酉得到平反昭雪。《人民日报》准备大张旗鼓地宣传,派记者采访,写成长篇报道。有关领导人说报道写得很好,却要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里面的“玄机”想必我们这代人都理解,又难以相信。后来编成《王申酉文集》,几次尝试在国内出版,接连碰壁,只好在香港出版。不过,那是以前,现在,恐怕在香港也不能出版了。

韦君宜,出版家,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她的名字比王申酉要耳熟的多。1976年她开始动笔撰写《思痛录》,主题是反思自己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她最痛心的是,当初放弃留学机会,从清华投奔延安。留学美国的同学,成了世界知名的学者。她则遭遇抢救运动,不得不违背良心,说假话才能过关。

黄万里,30年代的留美博士。一个曾经被掩盖和淹没的名字。50年代,中国让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中央请70个专家论证,只有黄万里一个人反对建坝。他被打成了右派。三门峡水库第一年蓄水,第二年泥沙淤积,渭河流域遭遇水灾,威胁到西安。

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政治社会领域和自然科学,提出了都提出了不同于时代或者超越时代的独立见解。有些人是在经历了时代的磨难后,终于大彻大悟并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一个信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宝贵之处就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们坚守良知,实践了古人所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们因而敬佩他们高尚的人格和风骨,

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他们的精神遗产,比肉体生命更长久。那些妄图扑灭他们思想火花的人,肉体虽然苟活,但是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死了,或者,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

往事今日

去年今日习填小令一首,【生查子·楚夢】。

楚天雲夢長
親友音容少
何以敍相思
微信情難了

湖上秋草生
故舊陽關道
陶令菊籬歸
山翁瓦藍老


12/14/2023 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