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沏一壶新茶，坐在电脑前，开始浏览新闻。看到老同学对昨天杂感的评论，不禁又想起海外华文以及中国文化的问题。
华语情结谈文化 异同均是地球人
余秋雨的散文中讲到一个故事。新加坡实践话剧团演过一个有趣的话剧《寻找小猫的妈妈》。这个话剧是以“话”作为出发点的。一个三代同处的家庭，第一代讲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讲的是规范华语，第三代只懂英语。时间一长，隔代人之间的沟通都需要翻译。而翻译都会造成语义的剥落和情感上的失落。如果是客观冷静的科学论文，可能还比较经得起翻译转换。越是关乎世俗人情、家庭伦理的日常口语，越是无奈。结果，观众们看到的是，就在一个屋顶之下，就在一个血统之内，语言，仅仅是因为语言，人与人的隔阂是那样难于逾越。
这种现象在海外太普遍不过了。在海外出生的一代，他们被周围的环境耳濡目染，即使在两三岁时能够讲母语（中文），甚至用方言跟父母、爷爷奶奶交流，一旦进入学校，很快就融化在所在国的语境中。 语言乃至文化的隔阂，就开始出现。
我的一位同学，到美国来后，在一个华人较少的地区学习工作。他的孩子在中国差不多读完小学，跟父母一同来到美国。周围几乎没有人讲中文，所以孩子就迅速的融入英文语境，几年后，除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以外，而且，他已经习惯于用英文思维。他的中文已经明显萎缩生疏。而我们口里讲着英文，心里却习惯于中文思考。
我家外孙女，就是属于美国出生长大的一代人。她的上两辈都是来自中国，在美国长期生活。她的父亲是生长在美国的华裔第一代，是口里会讲中文，脑子里用英文思维的美国人。她母亲，我的女儿，是少小离家，在美国上中学和大学，比我们更美国化了的中国人。小丫头现在跟我们讲中文，跟她爸爸就习惯讲英文。我想，如果不上中文学校，将来她的中文恐怕就只剩下你好和再见了。
我们和小丫头之间，由于长期在外的原因，交流上的隔阂会比较小。但是，小丫头跟中华文化的隔阂却会渐行渐远，终于会走到祖辈的异乡就是她的故乡的地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似乎有些命运的无奈和淡淡的悲哀。
反过来看，中国历史上，又有多少外族融入了中华民族。我的朋友中有犹太人后裔和穆斯林的回民，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当成中国人。我家领导在韩国店购物时，经常被当作“思密达”招呼，难道这是巧合？我就从来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在内蒙古时，我被当地人看作达斡尔族人。而我母亲，直到去世前，才跟我哥哥说，她是满族人。我可以理解她的苦衷。那又怎么样，我仍然将自己看成“武汉人”。几千年的中国如此，几百年的美国更是如此。今天的美国，什么样种族的美国人没有？
仔细想想，大家都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科学表明，几百万年前，人类祖先发源于非洲，到现在繁衍到世界各地。人们为什么要强调那个近代只有几千年甚至几百年的“根”，并为其自豪呢？是不是显得有些狭隘，固步自封得有些可笑？同是地球村里的人，何必分得那么清？
即使同在一个地方成长，隔代人的乡音和语言也会有差异。《华语情结》中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在新加坡要找一个上海人，远比纽约、旧金山、东京困难。一个上海人要在这里听几句地道的上海话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一个老上海，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专门邀请余秋雨，实际上就是想用上海话叙旧。一进门，“她的上海话就劈头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可是，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点不够用了。而现今的谈话，多数词汇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出来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话该怎么说。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熟的语言——英语来表达了。
刚倒美国那阵子，不仅是讲中文的人少，就是讲普通话的人也少，更不要说方言了。我在的那所学校，大陆来的中国人只有几个，而台湾来的中国人却有十几个。听着台湾生长的孩子们用“国语”亲切的叫爸爸为“把拔”，叫妈妈为“马麻”，开始好不顺耳。到后来，习惯了，反到觉得亲切。那年我们两岸合办的“春晚”，我的“小品”节目，就是讲武汉方言让他们猜。
武汉方言表达外面和里面时，除了用“外头”和“里头”以外，还有一个表示里面的词汇“豆里”，如今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当讲到“在那个巷子豆里”时，台湾同学怎么也猜不出来。几十年后，在大华府的湖北同乡会上主持节目，刚倒美国来的新一代年轻武汉移民，惊讶于我地道的武汉话，如同余秋雨在新加坡评价那位老上海，也说我“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但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有些地道的武汉话，年轻一辈的武汉人竟也不知。当然，我也不知道武汉现在流行的一些汉腔“术语”。
语言是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方言亦是如此。我看到，在一两代新人后，有些词汇就慢慢地淘汰出局。记得我们小时候踢足球，我踢的位置是“摆克”。直到后来很久了，我才发现是来自英文的后卫“Back”，属于“洋泾浜”的英文。估计除了我的上辈和同辈人，现在几乎无人知晓。同样，“马达”似乎还在，但是小时候上学铅笔盒中必带的“米达尺”，似乎也出局了。
我看到许多老武汉们在努力地坚守方言阵地。除了在各种场合坚持讲“地道”的武汉方言以外，在大街上行人众多的地方，将武汉方言在墙上写出来。说实在话，那些墙上的方言词汇，连我这个老武汉也看不懂。只有将它们在嘴里嚼嚼，回味一下，才能体会出它们对应的武汉话来。
即使这样，也挡不住方言在普通话强大势力之前的消弱。我亲眼看到这么一幕。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在江滩公园散步。老两口用武汉话交谈，孙子用普通话插了进来：“爷爷，我要喝汽水。”老两口之间的武汉话马上切换成“武普”（武汉普通话）跟孙子交谈。我注意道，此后的一路，不管与孙子的谈话还是两人之间的交谈，他们“纯正”的武汉方言就变成了不尴不尬的武普了。新生的力量多么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将这些长江边上的语言现象放大一点，不就成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语言变化吗？其实，旧的东西总是在被时间淘汰着，以无可奈何的衰老和无法避免的死亡作为铺垫。而新生，则是势不可挡地与时俱进，毫无表情地替代老旧。这个自然规律，人人知道。只是老一代人，身上旧的太多，包袱过重，渐渐跟不上了。于是，显得落魄，感到无奈，只好怀旧，只得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