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阳光就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印在窗帘上，又是个艳阳天。
起来后，耳边似乎有雨水顺着屋檐水道流淌的声音，一定是梦境还在头脑中盘旋。坐在床沿上，回忆一下刚才做的什么梦，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或许本来就没有梦。定下神来，让自已慢慢回到现实中。再次睁开眼睛。窗帘上确实印着阳光细条状的杠杠，耳朵里的雨水声仍然是滴滴答答的，一定是幻觉。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在两个感觉中，人们更多相信视力的感官。信不信由你。
如果，按照此情此景，让我对天气做一个判断，我的结果肯定是晴天。不过，耳朵里的雨水哗啦还在持续。忍不住走到窗前，掀开窗帘，将百叶窗拨开一条缝，阳光明晃晃的射进眼睛。眯缝了一下眼睛，余光掠过屋后的池塘，水面上波光闪闪，点点圈圈。仔细看去，竟然像是雨点。抬头看天，蓝天白云，看不见雨丝雨线的踪迹。侧耳静听，屋檐的水声更为确切了。
索性开门，走出后院，屋檐外的地面上已经被雨水打湿了，盆里的花花草草，在清早阳光的斜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哦，果真是下雨了。阳光中，蓝天下，雨，在无声无息的下着。
却原来，眼见为实，耳听也为实。有太阳，同时也下着雨。这在夏日，并非少见。先前晴天的判断显然失误。人啊，太容易在非白即黑的判断习惯中得出的结论。出太阳就是晴天；而雨天，一定是阴云密布不见阳光。但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对的，因此，有时候就容易误导我们得出与事实不符合的结论。
教训是，既要相信眼睛，也要相信耳朵。出太阳一样可以下雨，黑白之间还有灰色。那么，怎么看待那些我们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的事物呢？譬如哲学上的“永劫回归”？如果你认为有这么回事，那它就有不存在的可能。如果你不相信此事，说不定它就有呢？从非黑即白的武断中走出来，就是一个进步。哪怕我们因此犹疑不决，就像人们对待上帝、对待宇宙、甚至对待人的自身。有时候，不急于下判断，比自以为是的判断要更接近真相。
始信知道的越多，确信竟然就越少！
雨把泊油路面打湿了，路上显得光亮亮的，有些地方的积水还映出了白云蓝天。到屋外看看，是西北方向压过来的一块流云。不久雨就停了，连人行道上的水泥路面都没有湿透。原来是一场匆匆路过的雨。一个邻居说，刚才是下雨吗？雨好像已经将我们忘了。
本来以为早上的散步泡了汤，雨稍停，我们就走在散步的路上了。遇到另一个邻居说，别急，今天还有雨。莫不是雨季提前了，五月底就忍不住了？东方的太阳仿佛没事儿一样，继续照耀大地，如果晚一点起来，恐怕根本不知道早上还有过一阵雨。
读书，继续读书。《双照楼诗词稿》的《小休集》《扫叶集》《30年以后作》快速读过。总体印象是有了，但是许多还需细读才行。听说汪兆铭自小就读陶渊明和陆游的诗歌，读起来有很多地方都看得到陶诗的闪现。诗词稿中诗类多于词类，可能也是受读诗的影响。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汪的词。
以前看过叶嘉莹讲《精卫情节》，用到情结（complex）一次。看得出她是同情汪精卫的，至少在诗词的解释上，可以看出她对汪是钦佩的。老太太有这样的看法，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汪这个人太复杂了。好的一点是，她有话可以讲出来，汪的书也可以再版，不再因人废言。历史留着众人评说，诗歌也是。
曾经有人评汪为民国第一诗人。后来看到也有人说：“至于汪精卫的诗才，没有人把他当作了不起的诗人。”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郑孝胥，“一部《海藏楼诗集》超过《双照楼诗词稿》远甚”。另一个是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其学问、文采超过汪精卫远矣。巧的很，这两个人都可以做汉奸论处。
郑孝胥其人，在近代史上颇有名声。曾参与戊戌变法，是个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辅佐溥仪做伪满皇帝，并出任国务总理。郑的个人修养有两方面杰出的才能，一是古体诗，二是书法。网上查了一下，《海藏楼诗集》市面上尚有出售。好像曾经读过他的一首诗，映像似乎还不错。
黄濬，字秋岳。自幼有“神童”之誉，与同乡陈宝琛、严复等人贵识，受知于梁启超。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因为向日本出卖国家情报，被国民政府枪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他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可以网上查到，但是很难买到。
拿汉奸比汉奸，拿诗词比诗词，这样的比较，在英文中就是拿苹果跟苹果比，拿橘子跟橘子比。至于《双照楼诗词稿》到底有没有《海藏楼诗集》和《花随人圣庵摭忆》好，那就不是我能评论的了。至少，我知道还有两个汉奸的文采据说是可以跟汪诗有得一比。
匆匆阅毕，只觉得前面几首最好。后面的即使文采再好，精卫情节再感人，“引刀成一快”的壮烈气势没有了，徒有感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