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行: 武汉·同学情

上学之路

清晨五点半,城市尚未完全苏醒。我踏着熹微的晨光出发,只为赴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约定——中国地质大学首届英语专业毕业五十周年同学会。

打车的小插曲,像是岁月刻意安排的一点悬念。一大早,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站在路口等待出租车。手机没有安装 Uber的软件,不能呼叫武汉的无人驾驶“苕萝卜”,只能凭运气。不久,一辆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缓缓驶来。可当我说明目的地是武昌地大时,司机却歉然摇头,说车“没电”,无法前往。

我心里掠过一丝失望,又忍不住暗想:清晨刚上班,出租车能“没电”?多半是快到下班,嫌过江太远,不愿跑,却又怕被说成“拒载”。岁月教会了我们体谅,他有他的难处,这城市也有自己的节奏。

好在武汉是足够成熟的大都市,不久就来了一辆愿意大清早载我去武昌的出租车。五时四十三分,我终于踏上行程。

车子穿过过江隧道,武昌陌生的街道与清晨的灯火在车窗外一晃而过。像汉口一样,武昌的凌晨也在沉睡中,只余零星光点闪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武汉。时间在疾行,不知不觉车已停稳。六点零五分。——二十二分钟,一顿早餐的时间。

而在八十年代,我从汉口家里到武昌学校,得先走一站路到轮渡码头,过江后,还要搭车到鲁巷口,下车再走一段路……整整要两个小时。或者先坐车到汉口的分校,再转学校班车过“万里长江第一桥”,直达武昌本部——所花时间也差不多,只是不必走太多路。

我还是按照两个小时的老黄历计算时间,5点半出发,7点半到校,赶上8点钟的早餐时间。结果,六点刚过,就站在学校的大门前了。

计程车显示车费人民币46元,不到七美元。从韩国日本旅游回来发现,国内的计程车真便宜。早就听说中国几乎不再用现金,支付方便得近乎魔法,手机一扫就完成交易。回国前我特地下载了支付宝 APP,这却是我第一次使用。

扫码时系统迟迟不通过。司机小哥一看就是经验老到:“您用的外码,不像我们一扫就过,别急,再来一次。”果然,第二次刷便立刻成功。

——科技改变了距离,也改变了等待;而时间改变的却远不止这些。


下车时,天色渐亮。我循着多年前的记忆,几乎凭惯性走进校园附近的小区。被门卫拦住,这也是以前没有的。向门卫表示到“红军楼”附近的招待所,我记忆中熟悉的地方。那位年轻门卫一脸茫然:“红军楼?大概是我出生前的事了吧。您去对面问问。”

这一句轻飘飘的话,却在心底沉沉落下——五十年的距离,就是从一个人的记忆,走到另一个人的“出生前”。

红军,于我,也是我出生前的事了。那栋“红军楼”,却是我在建校期间亲眼看着它从地基升起的。我熟悉的老校长,一位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也曾住在那里。如今,一代人的记忆,竟成了另一代人口中的“我出生前的事”。

举头四顾,竟无一处熟悉。原本一进门右侧就是行政大楼,如今踪影全无。一问才知,我现在所在的是西区——教学区,而我要去的,是马路对面的东区。

幸好,心底的坐标从未真正消失。穿过马路后,那栋熟悉的行政大楼终于重现在视野里。

清晨的校园安静得像一本旧书,却在我脚步间缓缓翻开。曾经住过的家属楼还在,楼前的草坪如今成了一个小小的地质公园。记忆中通往招待所的小桥依旧,路的右边便是旧时的招待所——只是如今已挂上“迎宾楼”的牌匾,宽大的落地窗内,是焕然一新的教工食堂。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容颜改变,风骨犹存。

六时二十五分,“欢迎首届英语专业(91721)学子毕业50周年回家”几个鲜亮的文字,出现在迎宾楼前的电子显示屏上。“91721”,第一位数字表示“系”编号(9),接下来为“专业”编号(1:英语),“年级”(72:1972级),以及“班级”(1:1班)

到家了。我慢慢走向那里,仿佛走向一场穿越半个世纪的赴约。

半世纪的时光,就这样安静地亮了起来。


聚会篇

七点钟,教师餐厅准时开门。自助餐的形式,食物丰富得让人一时不知道从何下手。许多都是我在美国朝思暮想的美味。这里的热干面,一份只要人民币四块钱。味道很熟悉,虽然比起“蔡林记”仍差一口老味道,却也瞬间将我拉回武汉的烟火气。付账时一扫即过,连出租车那种短暂的卡顿都没有——我的支付宝显然已经“适应”中国了。

九点开会,八点钟刚过,同学们就陆续在迎宾楼前出现。拥抱、握手、问候、笑声……夹杂着激动,也裹着感慨。

入学时,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毕业五十年后再相聚。五十年,在我们学过的地球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瞬,却几乎是人一生全部的有效长度。三十名入学的学生,一位尚未毕业便因故离我们而去;另一位中途因病退学。于是五十年后的今日,剩下二十八人的名单,像一张被岁月轻轻磨去边角的合影,带着遗憾的残缺。

毕业后,同学们被分配到当时的四所地质院校任教。据统计,全班有 65% 成为正教授,加上副教授,比例更高。甚至还有几位达到了“三级教授”的学术高度。想想当年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却在半个世纪里开出了如此累累的学术果实,不禁让人心生敬意。

少数例外,便是那些从学术转向其他事业的同学——有在国内各行各业发展的,也有远赴海外求学工作的,比如我。

上午九时整,座谈会正式开始。主持人是老同学,台下坐着学校各级领导,还有不远千里赶来的同学家属、原来教研室的同事和留校的学生。

当年,我们是学校历史上第一个英语班;后来慢慢发展成外语系的英语教研室,再到如今外语学院下的英文系。五十年过去,这一代人早已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青春、发光发热。如今,我们二十八人都已退休,却都还健在,还能在此共同见证昔日事业的延伸与今日的繁盛,实属人生的一大幸事。

会上,有同学一如既往地“侃侃而谈”,有校领导热情洋溢的祝贺,有同学向母校赠书(学术的、文学的),有学校送给我们的纪念礼物,也有同学们之间分享礼物。席间更少不了老同学之间的调侃与打趣。言笑之间,是历经风浪后的从容与智慧。

会议结束,学校安排我们参观新建不久的校史馆。展厅里陈列着学校自五十年代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令人意外的是……在角落的一张照片里,我看到了五十多年前的我们。恍惚之间意识到:我们,已然也成了历史中的一页。

午餐安排在西区学生食堂,是一次让我们“重返学生时代”的体验。

走在学生区,完全是今非昔比。当年的大通铺宿舍,如今变成整齐划一的学生公寓,空调成了标配。想起当年蚊帐底下拍蚊子的忙乱,和热得满头大汗还要摇扇子的夜晚,仿佛隔了半个世纪的温差。

食堂更是天翻地覆。那时吃饭,要排长队端着自己的碗,萝卜白菜是主角,荤菜极少见。如今,小餐馆一溜排开,风味各异,选择如同城市的缩影。

看着面前这一桌午餐——鸡鸭鱼肉,新鲜蔬菜,面食米饭,汤菜水果一应俱全——简直像从社会主义一下跳进了共产主义。

我在美国也上过学,大学食堂一样是自助模式。但无论面积、人数,还是菜品的丰富程度,中国大学食堂恐怕都更胜一筹。


未来城

午后,我们参观了学校的“未来城校区”。这一程,让我重新认识武汉,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母校,可谓一次真正的“开眼”之旅。

未来城校区位于东湖之滨的武汉未来科技城。我们乘坐学校的游览车一路向东,宽阔的城市干道笔直延展,两侧是成片的现代化建筑群,一幢比一幢更具未来感。远远看去,每一栋都像是科技树下的一枚节点,也确实是——华为、台湾联发科、德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大型企业均在此设立了研发中心或总部。

如果说上海浦东是中国的金融脊梁,那么武汉的未来科技城,则像是撑起“中国光谷”创新旗帜的中枢神经。这里集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源环保、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于一体,是国家级的“人才特区”和“创新特区”,更是中国科技版图上跳动的新心脏。

恰巧有位同学曾经带着孙子在附近上学,他沿途指点:“这里不仅是产业园区,更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未来新城。”果然,回程时看到为送孩子住校而堵得水泄不通的车流,家长们的身影与科技城的建筑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节奏,也印证了他的话。

未来科技城自2010年启动建设,不过十余年,硬件设施已初具世界水准。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学校的未来城校区。

未来城校区自2011年规划、2019年正式启用,如今已容纳上万名本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约占全校三分之一。现代化教学楼林立,中央控制中心科技感十足。公共教学楼里,最令我震撼的是各种类型的智慧录播教室——全功能高清录播、全自动录播、集控录播……听说这样的教室整整有120间。

在一间全新的教室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坐下,像回到学生时代的课桌前,有人突然喊了声“老师好!”全班哄堂而笑。那一刻,半个世纪的时光仿佛被轻轻掀开,我们又成了当年的青涩学子。

走进新宿舍区,智能化的管理更是让我惊叹:人脸识别、NFC刷卡门禁,宿舍安全得到了最大限度保障;食堂与商超全面电子支付覆盖,学生的生活体验一如他们所处的时代——便捷、高效、数字化。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教学硬件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站在未来城校区的大道上,我在心里默默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学生,一定会走出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看到地大人的身影。


尾声

晚宴在六时半开始。举杯畅饮之间,因为一声大笑呛到了嗓子,一时喉间发涩,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小小的失态,何尝不是喜悦太满、情谊太深的印证?

晚八时,老同学已经细心安排好车辆送我返程。坐在车上,看着窗外光影交错、街景舒缓后退,那一刻竟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这一整日,从晨曦初露到夜色沉稳,从迷失在记忆里的“红军楼”,到走进通往未来的崭新校区,我们仿佛完成了一场横跨半个世纪的旅程——与青春对望,与岁月对视,与彼此重逢。

五十年如白驹过隙,相聚虽短,情谊却圆满如初。


七律·半世重逢
——感毕业五十年同学相聚

晨踏江城灯未阑
半生风雨渺云烟
昔楼渐杳存心上
新院初开映眼间
感慨相逢犹少岁
笑声挟泪自相关
归途一脉长江影
五十韶华一瞬还


10/12/2025 草于中国地大·武汉
11/24/2025 整理于瓦蓝湖·书斋

亚洲行: 武汉·故地重游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开武汉,到如今近四十年。其间回过几次,每一次都仿佛在和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寒暄——既亲切,又有些怯意。记忆中的武汉依旧在,但像水墨被轻轻晕开,熟悉处仍在发光,而往昔的线条已变得柔软模糊。

从江滩公园回来,便想去“过早”。顺着脚步随意往前走,便拐进了天津路一带的静巷。路上一时无人车马,只有几位行人缓缓走着,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远处悠悠滑来,像我少年时代的影子。

两旁的法国梧桐依旧矗立。儿时记忆里,它们只是高高的绿色伞盖,如今枝干愈发粗壮,斑驳的树皮像老人的手背,写满了几十年的风雨。它们也老了,但依然把整条街笼在青色的微光中,叶片交叠,像替人遮住烈日,也替岁月遮住锋芒。

站在树影底下,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上海的衡山路、淮海路,总觉得一阵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原来都是这同一种树,牵住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年代与年代之间的暗线。

而我,也不过是在这条幽静的小路上,悄悄与自己的过去重逢。

沿着那条被法国梧桐覆盖的小路继续向前,转过一个熟悉的街口,便看到了这座金瓦覆顶、红墙环绕的大门。如今门额上写着“武汉群众艺术馆”,但在我心里,它一直是旧时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这座大门曾是我们童年通往世界的一座入口。穿过它,便是一个宽敞的露天舞池。五六十年代的夜晚,劳动人民在这里随着手风琴、留声机的旋律翩翩起舞。灯光昏黄,影子在地面上拉长又缩短,像一场场安静的生活交响。旁边的露天剧场更是盛夏晚风中的圣地——只需五分钱,就能看一场夜场电影。那时的电影院,最便宜的也要一角五分钱,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是遥远的奢侈。

记忆里还有一座报亭。玻璃框里整齐夹着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大人们在那里驻足,我们这些孩子则对字里行间的繁密黑字一无所知,只觉得报纸散发着墨香,是一种“长大了才能懂”的味道。

而真正刻在我生命里的,是园中的假山和小亭。少先队的纪念日,我们会在这里进行蓝、红两队的“军演”:沿着假山的石阶奔跑,占领制高点,像个小小的英雄。只是有一次,战况激烈,我被对方从假山推下来,摔得不轻,还磕掉了一块下齿。那一声脆响伴随了我一辈子,成了身体上永不褪色的小小标记,也是童年的印章。

今日再看这座大门,它的身份已悄然改变:武汉群众艺术馆、武汉市非遗保护中心、湖北中国画研究院……名字越来越雅,功能越来越文气。而我站在路口,看着这个地方的前世今生交叠,忽然觉得,人和城市都是一样的——不断在时间里更换名称,却始终保留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根。

离开那个装满童年回声的大门,我们踏上另一段更贴近当下的旅程——去完成味蕾上的朝圣。内子想吃烧梅,我惦念着热干面。武汉人把吃早餐叫“过早”,一个“过”字,仿佛走过一段属于清晨的仪式,也走过生活里最实在的温度。

先去鄱阳街的“陶仙居”。那一带如今也成了拆迁区,脚下尘土飞扬,老街正慢慢变成新街。可“陶仙居”仍倔强地亮着灯,只是门面缩小了许多。走进去,熟悉的香味却一丝未变。蒸笼里的热气腾腾地往上卷,像旧日街巷的烟火气正努力不散。“虾仁烧梅”、“财鱼烧梅”、“香菇烧梅”都还在,整齐地排在笼屉上,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姿态依旧,风味依旧。内子吃得满足,我看着她,也觉得某种心愿被轻轻安放了下来。

至于我,则径直奔向蔡林记。那是武汉人心里的“热干面正统”,几乎能代表城市的鼻息。一碗端上来,芝麻酱香立刻撞上来,面条黄而筋道。我几乎不用试,就知道这味道没有变:仍是童年的早晨、放学路边的小摊、冬天捧着热碗取暖的手感。再来一碗蛋酒,温和地透着米香,像是岁月调制的甜意。

吃饱之后,仍不忘小贪心。过马路去对面的牛肉面馆买一个刚炸出的面窝,外脆里软,咬下去“咔嗒”一声,是武汉街头特有的清脆响。最后,再绕到“老通城”,打包一个“三鲜豆皮”。软、香、油亮,是许多武汉人一生都会想念的味道。

这一番“过早”,几乎把武汉的清晨吃了个遍——烧梅、热干面、蛋酒、面窝、豆皮……每一样都是记忆中的那一口,每一样都像在告诉我:不管走多远,属于武汉的味道,都还在原地等我。

回家的路上,从北京路一路走回熟悉的街区。按理说,离家只有一个路口,脚下一步步走的都是记忆深处的路线。可偏偏就在这个理所当然的地方,我被“认不出家门”的荒诞轻轻绊了一下。

眼前这块蓝白相间的路牌上写着 “天津路”,字样清晰,方向明确,可我却像忽然闯入一座陌生城市。站在路口望过去,一整片名为“外滩荟”的新建筑群从地面拔地而起——线条方正、墙面温润,气派得像另一座世界突然闯进老城区。可我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却不是“新”,而是困惑:
这里……原来不是天津路小学吗?街道那一边,不是北京路小学吗?

那些曾经每天踩着晨光、踏着书包肩带走过的小学,它们都去哪了?是搬迁了?消失了?还是被这片崭新的楼宇吞并、覆盖、吸收,再无声无息地变成了另一种城市表情?

站在路口,我突然像个走失的孩子。过去那条“闭着眼都能走的回家路”,如今竟因为一个陌生建筑群而变得支离破碎。那种错位感来得悄悄,又来得锋利——城市虽然没有抛弃我,但确实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了。

然而,抬头看看路牌,天津路三个字仍旧挂在空中;再转身看看身后,北京路的风吹来依旧带着老城区的温度。也许城市的外貌会变,但那条连接童年、学校、家门的路线,仍旧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不会真正迷失。

上午的行程是回到洞庭街——我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度过青少年的地方。那些年少的日子像一册泛黄的旧相册,一翻开,尘埃便轻轻扬起。听说巴公房重新修缮了,离家不远,便顺路又“特地”去看看。

一到那里,心里竟有一种意外的平静。巴公房的后面几乎没有变化,还是老样子。周围的空气、墙壁的纹理、楼道的角度,都像一个多年来从不改变习惯的老邻居。唯一真正变化的,是后门楼下那间店。原来的老邮局——我小时候常在门外踮着脚看邮票的地方——如今成了一家星巴克。绿色的圆形招牌亮得太现代,像一块贴在时间上的新补丁,却又奇怪地没有破坏原本的氛围,只是悄悄替换了时代的光亮。

而另一边,已经是另一种景象。年轻的姑娘们拿着手机或相机,早早来打卡拍照。楼顶“1910”的年份被镜头一遍遍捕捉,那是连我也觉得遥远的数字;楼中刻着的“BANOV 巴公邸”,如今被赋予一种民国风的浪漫,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老上海”“旧租界”“怀旧摄影棚”。

而在我看来,它只是把旧衣裳换成了新外套。结构没变,灵魂没变,只是像个流浪汉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突然成了网红。走到前面,打卡的人更多了,三三两两在门口摆着精致的姿态。街上还有人捧着一大束彩色气球,专门卖给游客——气球鲜艳、轻浮,与这座百年建筑的深沉历史并排在一起,有些幽默,也有些时代的反差。

洞庭街的另一侧,开了几家摄影沙龙。玻璃门上写着“专业拍摄”“民国风写真”。灯光、布景、复古道具一应俱全。这条街,曾是我们少年奔跑、捡石子、打水仗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拍照的舞台,成为城市新审美的一部分。

我站在那里,看着巴公房的新与旧、人群的来与往,不觉得突兀,也不觉得遗憾。城市如此,人生亦然。老去的,不会完全消失;而新的,也并非无处安放。只要时间还在流动,这里的一切,都还属于某种被继续书写的武汉。

巴公房的对面,是“健康幼儿园”——我人生中第一个“母校”。六十多年过去,它竟还安静地立在那里,像一座悄悄守候的灯塔,替我看护着童年的影子。反倒是天津路小学、北京路小学,这些后来陪伴我们长大的地方,已经在城市的新版图中被悄悄抹去。原来的大门早已不见,一栋五层楼直立在旧址上,像是另一段时代的回声。

看门的大爷还好吗?门房旁那只猴子还会不会挑着眉看人?那些耐心又严厉的老师们,还会不会偶尔想起我们这些模糊的小脸?真希望他们都还健在,哪怕不知道彼此的消息,也能在某个清晨的阳光里健康地走动。

我这次回来,还有一个更私人、更柔软的理由——寻找当年幼儿园的小伙伴,我的发小。前几年回乡时我们还见过面,那些久远的童年片段因为他的笑容而突然鲜亮起来。也正因如此,我才想再来看看,看看故居,看看旧路,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把当年的一声“你好”,说得更轻,也更长。

旧居的地址,曾是洞庭街70号。许多人不知道,这栋建筑最早竟是俄国茶商李凡诺夫的公馆。百年前的洋房,百年后的民居,我们居住的时候,它已经被划作三部分——68号、70号、72号。如今的门牌又换成了86、88、90号。数字在变,人的脚步在变,只有那栋房子本身像时间里的一块石头,默默承受着所有更迭。

其实,那始终只是一栋房子,被人为切成三个居住区。每个区三层楼,一层通常住着一家人。我的幼儿园发小就住在我们楼的二楼,我们家在三楼。那时楼板薄,脚步声一动就能听见。小孩子的笑闹、饭菜的香味、母亲声声的呼唤——都能顺着楼梯上下流动,像一家三户共同呼吸的气息。

这次回到老房子前,大门竟依旧。铁门的形状没有变,门环的触感仿佛还能唤起旧日的回声。我推门进去,才发现楼梯被一道新装的门封住了——上次来还没有的。站在那道陌生的铁门前,我突然有种像被过去拒之门外的感觉。

我在楼下敲门,也按了门铃,却没有任何回应。整栋楼像睡着了一样,只好悻悻地走了出来。

走了一圈才发现,这幢房子如今几乎不再住人。

86号的门脸像是一家服装公司的办公室,亮晶晶的玻璃和当年的灰砖土墙格格不入。

88号门口的石柱上插着几朵假花,有些不合时宜的明艳。门边摆着两张摩登女郎的广告牌,一楼往里瞧,空空荡荡。

至于90号,走进去一楼更是黑洞洞的,没有灯,也没有任何生活的迹象。

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时代的脚步往往不会解释什么。

倒是街对面的小洋楼看着还是住家的模样,外墙干净整洁,窗子擦得亮。倒是与之相邻的原法国领事馆旧址却正在装修。大门蒙着绿色的保护毯,像是给老屋披上一件病号服。两个门框都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底部的石脚和上下的保护层都已剥落,像一个老人腿脚不稳,跌倒了几次。

对门的同兴里也变了样。出口处多了一道铁栅栏门,用来限制进出。透过门缝看进去,里面仍是老式的石库门格局。小时候出口处有一家修鞋的小店,住着光头的周皮匠。我们家的鞋坏了,都是拿去给他补一块皮子,或钉一个后掌。那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是那个年代的节奏,如今却再也听不到了。像许多手艺人一样,他的行当已经在城市里慢慢消失。

有些地方还能找到旧时的形状,有些地方却已完全换了面貌。它们一半像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半又像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正如我们自己。

穿过同兴里,继续往前走,脚步不自觉地踏上了当年上小学时的必经之路——胜利街。街道还是那个走向,只是两旁的建筑早已换了模样。左手边,便是我的小学旧址——“黎黄陂路小学”。那栋三层楼静静立在那里,就是我五、六年级读书的地方。

奇怪的是,如今这座建筑竟成了另一所小学的校址,而原来的“黎黄陂路小学”却搬去了别处,沿用着同一个名字。名字像魂,飘去新的地方了,但旧址毕竟还在,比起“天津路小学”和“北京路小学”从城市地图上悄然抹去,总算是留住了一点痕迹。

我站在旧校门口,透过铁栅栏往里看。操场上,几个孩子在追逐嬉闹,阳光在他们头顶闪烁着跳跃的光点。他们对这里的今天熟悉得很,但对我们那一代的昨天一无所知。时间就是这样,悄悄地,用一群孩子替换掉另一群孩子,然后继续向前走。

我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轻轻唏嘘——像是对那段远去的童年做了一次迟到的招手。

随后,我又转身继续往前走,像当年放学回家一样,只是这一次,脚步轻了许多,也慢了许多。

再往前走,就是黎黄陂路了。

当年,它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窄窄的,安静的,有母亲上班的单位,也住着许多同学的家庭。那时的街口,除了黄昏时偶尔传来的煤炉烟味和孩子们放学路上叽叽喳喳的声音,再没有其他喧嚣。

如今却大不相同。一条普通的居民街,忽然间成了武汉的“网红打卡地”,与巴公房并肩,成了这一带最醒目的旅游热点。

脚下原本的柏油路,已经被一块块欧式的方形石砖取代,整条街也改成了步行街。曾经一户户临街的住家,如今楼下几乎都成了商铺;咖啡馆、小店、手作摊位一字排开,露天桌椅占据了行人道,空气里带着浓浓的咖啡香和游客的笑声。

房屋的框架还在,墙的线条也大体如旧,可街道的气息已经全变了。那个静谧的、带着柴米油盐味的住宅区,已悄然褪去,换上了一件熙攘、时髦的商业外衣。

站在这条熟悉而又陌生的街上,我忽然生出一种微妙的恍惚——仿佛童年那条有阳光、有同学、有家味道的小路,被时间悄悄折叠进了另一幅风景里。

这就是我的故居。

一个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如今回望,却像隔着一层薄薄的时光雾气。街角的石阶、门檐的旧纹理、风吹过屋檐的方向,都与记忆里的模样相似,却又处处不一样。它仿佛是一幅被岁月重新上了色的老照片,轮廓依旧清晰,却早已更换了当年的光与影。

走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心情:既像是回到了童年的深巷,又像是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寻找自己。那些人、那些声息、那些曾经的生活方式,都已散落在时光里,而眼前的一切又仿佛正努力告诉我——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我站在街口,望着这一切,仿佛明白:所谓故居,不在砖瓦,而在记忆深处那一寸柔软的地方。那里从未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

以一首《七律·重游故地》结尾。

卌年重步汉江滨
梧影参差认旧痕
易匾宫墙藏童戏
飘香街角识晨飧
假山履齿声犹在
驿站星巴色已新
莫叹门牌更数字
阶台往迹总温存


10/11/2025 草记于武汉市
11/21/2025 整理于瓦蓝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