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夺路台湾去 四海飘零成作家

周六,终于读完【关山夺路】。了解到许多抗战后少为人知的情况,历史没有被完全摩灭,像星星点点地在前人(当时人)回忆的暗夜中闪亮。

在《第一部》中,讲到日本投降后,几百万日俘日侨的故事。出国后耳闻过一些海外的报导,可是像鼎公这样亲身经历者的叙述,可信度就比较高。

比如当年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对方不必还礼。作者在上海着军服路过在马路边工作的日俘们,日俘军官规规矩矩向他敬礼。他们连里有个班长,每天故意走过工地,享受一个敬礼,到沈阳后,听说他享受到七十次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

鼎公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

日本人遵守纪律和公共秩序时世界有目共睹的,例如在日本举行的奥运会、亚运会,几万人的观看场地,据说散场后干干净净,没有满地的瓶罐和纸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世界上几乎没有其它的国家可以做到,至少,曾经在大唐为师的国人肯定做不到。看到当年日俘的表现,隐约知道了点什么,应该跟民族、跟社会、跟教育、跟传统有关!

不知道的还有,日本女子在日军投降后,被中国男人侮辱的反应。据鼎公写,“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当年的中国记者说:“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牺牲肉身,图利本国。在鼎公眼中,日本男人亏欠中国人,中国男人亏欠日本女人。这倒是旧闻中的新闻。

其中一些故事,都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历史过去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人们都不再提起,甚至是刻意的“遗忘”了,包括最近在韩国闹得沸沸扬扬的“慰安妇”事件。战争、罪恶、耻辱,德国战后用犹太人集中营来记住,日本呢?


同时,也了解到当时一些人当时为什么跟国军走。比如,作者自己在平津战役中被俘后的想法是:“我走出俘虏营以后,忽然觉得非常空虚,我不属于共产党,我也不再属于国民党,我也不是一个老百姓,大地茫茫,顿觉失去重心,飘浮在大气之中。”

在国共之间,作者深知国民党的腐败,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不再属于国民党”。虽然他对八路军解放军有好感,但是,他破落地主的出身跟共产党和解放区又不相容,他“不属于共产党”。怎么办?在今天的他看来,如果他们父子留在大陆上,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以他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所以,在当时无路可走时,他跟着国军撤退的台湾。

他的五叔是抗日英雄,一位参加滇缅之战的国军营级军官。抗战后,反对内战,从军中退伍。国军败退后,他选择了“隐”而不是逃,在农村种田,希望用背脊朝天脸朝黄土,度过余生。但是还是在镇反运动中被捕,被判刑15年。他不服,上诉,结果多判5年,坐了20年的监狱。出狱死后,被平反。

逃到台湾,以当时的情况和作者自身的情况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作者认为,“自古文人少同心”,遇事作者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人说话总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很难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雇员?好朋友?好党员?可怜的作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个浮士德,把灵魂押给了文学。”

最后,作者说:“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感想很多,比如,当年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士兵,参加解放军后,随志愿军入朝参战。战场被俘后,在俘虏营中选择到台湾。结果到80年代后,以台商身份荣归故里。而被俘后选择回到祖国的兵士,却被开除军籍,遣返回乡,几十年不能抬头做人。两个当年的战友相聚,遭遇不同,身份悬殊,抱头痛哭……还有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俘虏,非三言两语能尽。

其中一个感想,假设在相同的背景下,读者会如何做?虽然历史没有假如。


05/13/2023 周六

危机冲突相对照 精彩人生依次来

看书也累,不仅眼睛累,有时候连脖子和腰身都会感到累,尤其是看长篇文章时,总是保持一种姿势。但是读书有所得,有兴奋和对情节发展的期盼。累了怎么办?当然是站起来,离开书桌和电脑,去干点其它的什么,比如喝杯咖啡提提神、吃点什么零食消除疲劳,干一些其他的事情让眼睛和大脑休息一下,如准备饭菜、洗衣服、做清洁,或者看看电视听听音乐什么的。有时候还会睡个下午觉,算是一种解乏,解读书之乏。然后呢,乏解了,于是又坐回原地,继续开始下一轮的“乏”。

“乏”中继续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

据他在书尾所言“这一本写得比前两本好”。人们常说文学表现“精彩的人生”。在他成长的按个环境中,人生充满了枯燥、沉闷、单调,令人厌倦,能不能以此做精彩文学作品的素材?鼎公认为可以,而且他做到了。具体如何做?他提到三点:

第一是“对照”。
他的山东老家,在国共内战中,有一段是时间叫做“拉锯战”地区。一会儿国军打过来、又走了。一会儿共军突然来了,又走了。于是,村子里有两个村长,或者一个村长两幅面孔,一个应付国军,一个接待共军。学校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一套,共军来了另一套。一个乡公所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干脆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这就是对照,精彩吗?

第二是“危机”。
解放军攻天津的时候,他们十几个国军下级军官,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解放军占领天津市后,他们躺在地下室
里,不敢乱说乱动。突然间,一颗手榴弹咚咚咚从阶梯上滚下来。手榴弹碰到他大腿时停了下来,冷冷地停在那儿,竟然没爆炸。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这就是危机。如果手榴弹爆炸了,就不精彩了,如果没有这颗手榴弹,也不够精彩。

第三是“冲突”。
平津战役结束,他被俘,在解放区穿国军军服,这身衣服跟环境冲突,当然处处不方便,今天想起来很精彩。后来由于一次精彩的遭遇,他又穿解放军的衣服进入国军的地盘,于是衣服跟环境冲突,又发生了一些精彩的事情。冲突会产生精彩。

在这本书里,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此外,还有许多精彩的比喻,鼎公把《关山夺路》比作“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也是精彩的人生。

在写作和文学其他的表达形式上,以上三点都是很好的方法。写回忆录,鼎公还不忘讲跟写作有关的问题,这是额外的收获。

不过,我倒是觉得,要写出“人生的精彩”,关键还是在于人的心态,或者在于作者的看法。大家都知道,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心态。如果人生的态度积极乐观,你会看到生活中的精彩处,你的作品也会折射和反映这种看法。反之,你将会觉得人生苦闷令人厌倦,作品便也消极颓废。

表达方式和写作的方法,固然非常重要,但很难想象一个认为人生乏味的人,怎么可以写出表达人生精彩的作品来。


05/12/2023 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