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看长篇了。说眼睛不如以前，坐久了腰疼，读长篇比读诗歌、短篇和散文要累的多，这些都是真的。不过仍然是籍口而已。其实，如果有好看的、感兴趣的长篇，还是会看下去的。
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看什么好呢？手头上有一套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先从第一部【昨天的云】开始。
鼎公的书不急不徐，看起来不累。不像小说以情节铺垫高潮那样，或者令人兴奋，或者令人悲哀。回忆录是以真实为基础的文学体裁。读着读着，就发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真实。
鼎公以一个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的身份和角度来叙述问题，让我等没有经历过抗战的后辈对他所经历过抗战时期的敌后部分有了新的认识。而不是像现在大陆一些抗战电视剧那样，把一个方面拼命的拔高贴金神话，另一方面无情地打压贬低丑化，使具有普通常识的老百姓都不相信。
都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不过，有时候，总有些阴云密布的时候，也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阴影下的东西在当时就看不清楚，云消雾散和时过境迁后，就更看不见了，或许就被历史的尘埃永远的烟埋。
孔子像
在我的印象里，近代的孔夫子命运多变。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有“打到孔家店”一说，文化大革命更经历过“批林批孔”运动，好在现在的大陆，又好像又恢复孔子的至圣先师的身份。但是民国时期，我的印象中，尤其在山东，好像孔夫子还是受到尊崇的。不过，在鼎公的描述中，他入学时，大约上世纪30年代末，学生犯了过失，要面对孔像罚站。可是，不久，县政府来了命令，孔像必须拆除，校长就用牛将孔子像拉倒了。
“牛只当是耕田拉车，向前一用力，哗啦啦神像倒坍。”
原来，民国政府当初也是不要孔子像的。这，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汉奸
鼎公书里的许多汉奸都有“不得已”的难处。比如日军把大地主权爷“请”出来做区长。但是“他当汉奸出于万不得已，全家上上下下四十多口，靠收租维持生活，如果长期流亡在外做难民，不但收租困难，也一定招人绑票勒索。他是一个君子，无力为善却也不肯为恶，由他来占区长的位子，大家比较放心些。
为了孩子们到敌占区上学，这个区长说，”你可以指校长是伪校长，不可以指学生是伪学生，“正如我这个区长是伪的，那区里的老百姓一点也不伪！”他又说，“学生不伪，知识不伪，咱山东教的几何代数跟重庆教的一模一样！”
另外，还重点描述了一个起义的大汉奸“疯爷”。疯爷是前清进士衍公之子，抗战期间跟日本鬼子有来往。当地游击队领导认为，衍公的儿子当然不可以做汉奸。出于保全衍公的名誉，于是，游击队夜里把他捉过来，说“他是投诚反正的。”这在地方游击队心里，“那是心存忠厚。”后来，这个疯爷虽然跟日本鬼子来往，并没有做出对不起乡里的事情。
我没有生长在抗战年代，有没有经历敌占区的生活。不过听说，有朋友的亲戚在敌占区当村长，一面为日本人维持秩序，一面给八路军通风报信，结果抗战胜利后，被当汉奸枪毙了。看到鼎公的描写，在头脑里给“汉奸”的概念增加了不同的内涵。在敌占区那些为敌人干事的人，也要因人而异，有些人是迫不得已，有些人是死心塌地，不能统统一律归为“汉奸”。
历史事件，不是当事人、当时人，得到的消息和知识，多半为道听途说。如今，连汪精卫这样的一号大汉奸，也开始有不同的说法。吾等只能存疑，或者姑妄听之、姑且信之。
游击队
抗战中，有些游击队隶属于国军，有些是八路军。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武装，由自己解决钱粮和武器弹药，其中也包括一些土匪。
鼎公书中的八路军游击队，除了唱歌，就是给老乡挑水、推碾子、帮助老百姓。而国军游击队是绝对不做这样事情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扰民。
比如，国军的游击队强迫周围的农民“送给养”，还嫌饭食粗糙，“排尾到排头一个一个把瓦罐踢翻，热腾腾的高粱地瓜稀饭流了一地。”用枪要求农民“限中午把新的给养送到”。游击队的头目还振振有词：“说到扰民，还不是为了抗战？抗战还能不扰民？蒋委员长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句话就是教我们扰民。游击队的这些枪，这些子弹，都是咱姓爷们自己买的，咱们是卖了房子卖了田地来打游击的，要说扰民，咱们先把自己扰够了。咱们游击队，不过一天吃老百姓两顿高粱煎饼罢了！”
鼎公虽然属于国军的游击队，看不下去，多说了几句，就被批成“八路军”。怪不得，老百姓拥护八路军共产党。都是抗日的武装，为什么八路军就可以不扰民，国军就非要扰民呢？似乎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在总结以往的失败教训中，总是说些什么“共谍”之类的原因。从来没有这样一条：失民心者失天下也。
原来以为八路军给老乡挑水干活，就像革命现代样板戏《沙家浜》中唱的“军民鱼水情”，是共产党的宣传，原来是真有其事。这话从鼎公口里讲来，可信度高，因为鼎公不是共产党，是跟随国民党从大陆到台湾的人。
今天读完了第一部，接着看第二部。
05/03/2023 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