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天气，随着母亲节一起去了。一大早，室外气温就超过室内。一趟散步回来，浑身热燥燥，恨不得来个粤式冲凉。当然，开门纳凉，气流过堂，风中读书，是不能够了。
开始读《晴耕雨读》。目录将该书分为上下两辑。上辑名为“诗书丧，犹有舌”。我的解读是：书没有了，还有舌头（可以起到书的功能）。作者是这个意思吗？
网上检索一下，原来典出西南联大。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铭文的一句，出自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庸教授的手笔。在汪曾祺的散文中，读到过，罗庸先生是西南联大校歌的词作者。
典故来自罗庸先生。在西南联大时，一场大火把他的家当烧得精光——诗书丧尽了。罗庸先生在“诗书丧”的情况下，决定用舌传“经”。硬是凭着牢靠的记忆力和明晰的思辨力，以儒家经典为主干，贯穿经史百家，纵横上下古今，给联大中文系的８位教师和研究生，举行“讲学传经”活动。讲课时，有学生做了记录。后来将笔记整理出版，成为名著《习坎庸言》。其人了得。
当然，还有其他教授们。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散文中，提到一位历史系教授。他每次上讲台，只拿几支粉笔，不带片纸只字，讲起课来，总是滔滔不绝，收放自如，边讲边板书，有条不紊，引人入胜。黑板上的人名、地名、年代、史实，准确无误，在写出中国历史纪年的同时，亦写出对应的公元年代。每次上课都说出一二十个年代，从无差错。此人记忆超群。
张冠生文中提到外文系的英籍教授燕卜荪。他讲授“莎士比亚”和“英国诗歌”时，手边没有书，他硬是凭记忆，把《奥赛罗》整段整段地默写在黑板上，或把乔叟和斯宾塞的诗篇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写在黑板上，念给学生听，然后边讲解边评论。有趣的是，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故事，不同人说出的是不同的莎剧。周定一说是全本《奥赛罗》，赵毅衡说是整出《麦克白》，巫宁坤说是整部《哈姆雷特》。看来，中外皆有此等过目不忘的牛人。
曾经有幸在华府见过他的弟子巫宁坤。巫先生的代表译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等。其中我记得的有《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等诗歌译文。此外，巫先生还著有回忆录《一滴泪》和散文集《孤琴》等。有幸能聆听这些牛人授课，何其有幸！
上辑中，讲的都是社会贤达一类的文人和名人，多数有耳闻，也有少数没听说过。从中可见作者讲的中国近代史中另一类人物，正如序言里所云：表明作者阅读自立，不趋时，跟流行有一定的距离。岂止是距离，几可视为不同的路子。从其选材和目录题名，可见一斑。
聊一个不熟悉的人，宋云彬。政治上，宋公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职，与周恩来共事（周后来在他右派时曾保过他）。用现在的话讲，老革命了。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遭通缉，与党失去联系。抗战爆发后，到武汉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工作。文化上，与夏衍等编辑《野草》杂志，与叶圣陶、胡愈之开过书店。抗战胜利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编民盟《民主生活》周刊。1949年春，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担任过国家教育部、国家出版总署、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公职。被认为是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
文中所云这位宋公“爽直”。以其《北京日记》为例，记录他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一些评价。谈及各界代表发言时，某名人发言“既不庄重，又不生动，令人生厌。”某名人“文句不通，意思平常，应考末一名矣。”某名人“发言稿本无精彩，又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某人“言辞最诚恳，大可钦佩。”即使对上级领导，宋公之笔也毫不客气。说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发言，一讲就是三个钟头，啰里啰唆，“聆之欲睡”。
我也是属于讨厌开会的一族。如有幸得识宋公，肯定共识颇多。若是年轻时，也会参与评论，或褒或贬，逞“爽直”一时之快。欣闻宋云彬年轻时被唤作“云少爷”，不光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更是因他那为人坦诚直率的“公子”、“少爷”脾气。
不过，这种“爽直”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人在反右斗争中，不被打成右派才怪。听说，宋公好友许志行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时，关切地问了句：“我有个朋友叫宋云彬，怎么给弄成右派了？”毛泽东随即就回道：“书生之见。”可见，并非把他当作“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那一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但是，就是这“书生之见”，却使得宋公蒙22年不白之冤。直到宋公去世前两个月，才接到右派改正文件。称：“宋云彬先生在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提过一些正确的意见，也讲过一些错话，但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属于错划，经中共浙江省委会1979年2月7日省委发[1979]15号文件批准，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行政（9级）工资。”病榻上的宋云彬接过文件注视了许久，回过头来说：“哦，改正了，就是字写错了，拿橡皮擦一擦，改正了。”就像他一贯在日记里写的那样，“余报以微笑”，就不再作任何评价。
宋云彬曾在日记中写道：“自问平生同情革命，坚持正义，徒以嫉恶太甚，横遭物议，下流所归，不寒而栗。”不禁让人想到魏人李康所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看到最后，心情亦如窗外晚霞陨落。天色由灰蒙渐转至暗黑。化宋公一句话结尾：昨天未必尽非，今亦未必全是。呜呼！
纪念碑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倂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