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阳光就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印在窗帘上,又是个艳阳天。

起来后,耳边似乎有雨水顺着屋檐水道流淌的声音,一定是梦境还在头脑中盘旋。坐在床沿上,回忆一下刚才做的什么梦,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或许本来就没有梦。定下神来,让自已慢慢回到现实中。再次睁开眼睛。窗帘上确实印着阳光细条状的杠杠,耳朵里的雨水声仍然是滴滴答答的,一定是幻觉。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在两个感觉中,人们更多相信视力的感官。信不信由你。
如果,按照此情此景,让我对天气做一个判断,我的结果肯定是晴天。不过,耳朵里的雨水哗啦还在持续。忍不住走到窗前,掀开窗帘,将百叶窗拨开一条缝,阳光明晃晃的射进眼睛。眯缝了一下眼睛,余光掠过屋后的池塘,水面上波光闪闪,点点圈圈。仔细看去,竟然像是雨点。抬头看天,蓝天白云,看不见雨丝雨线的踪迹。侧耳静听,屋檐的水声更为确切了。
索性开门,走出后院,屋檐外的地面上已经被雨水打湿了,盆里的花花草草,在清早阳光的斜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哦,果真是下雨了。阳光中,蓝天下,雨,在无声无息的下着。
却原来,眼见为实,耳听也为实。有太阳,同时也下着雨。这在夏日,并非少见。先前晴天的判断显然失误。人啊,太容易在非白即黑的判断习惯中得出的结论。出太阳就是晴天;而雨天,一定是阴云密布不见阳光。但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对的,因此,有时候就容易误导我们得出与事实不符合的结论。
教训是,既要相信眼睛,也要相信耳朵。出太阳一样可以下雨,黑白之间还有灰色。那么,怎么看待那些我们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的事物呢?譬如哲学上的“永劫回归”?如果你认为有这么回事,那它就有不存在的可能。如果你不相信此事,说不定它就有呢?从非黑即白的武断中走出来,就是一个进步。哪怕我们因此犹疑不决,就像人们对待上帝、对待宇宙、甚至对待人的自身。有时候,不急于下判断,比自以为是的判断要更接近真相。
始信知道的越多,确信竟然就越少!
雨把泊油路面打湿了,路上显得光亮亮的,有些地方的积水还映出了白云蓝天。到屋外看看,是西北方向压过来的一块流云。不久雨就停了,连人行道上的水泥路面都没有湿透。原来是一场匆匆路过的雨。一个邻居说,刚才是下雨吗?雨好像已经将我们忘了。
本来以为早上的散步泡了汤,雨稍停,我们就走在散步的路上了。遇到另一个邻居说,别急,今天还有雨。莫不是雨季提前了,五月底就忍不住了?东方的太阳仿佛没事儿一样,继续照耀大地,如果晚一点起来,恐怕根本不知道早上还有过一阵雨。
读书,继续读书。《双照楼诗词稿》的《小休集》《扫叶集》《30年以后作》快速读过。总体印象是有了,但是许多还需细读才行。听说汪兆铭自小就读陶渊明和陆游的诗歌,读起来有很多地方都看得到陶诗的闪现。诗词稿中诗类多于词类,可能也是受读诗的影响。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汪的词。
以前看过叶嘉莹讲《精卫情节》,用到情结(complex)一次。看得出她是同情汪精卫的,至少在诗词的解释上,可以看出她对汪是钦佩的。老太太有这样的看法,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汪这个人太复杂了。好的一点是,她有话可以讲出来,汪的书也可以再版,不再因人废言。历史留着众人评说,诗歌也是。
曾经有人评汪为民国第一诗人。后来看到也有人说:“至于汪精卫的诗才,没有人把他当作了不起的诗人。”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郑孝胥,“一部《海藏楼诗集》超过《双照楼诗词稿》远甚”。另一个是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其学问、文采超过汪精卫远矣。巧的很,这两个人都可以做汉奸论处。
郑孝胥其人,在近代史上颇有名声。曾参与戊戌变法,是个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辅佐溥仪做伪满皇帝,并出任国务总理。郑的个人修养有两方面杰出的才能,一是古体诗,二是书法。网上查了一下,《海藏楼诗集》市面上尚有出售。好像曾经读过他的一首诗,映像似乎还不错。
黄濬,字秋岳。自幼有“神童”之誉,与同乡陈宝琛、严复等人贵识,受知于梁启超。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因为向日本出卖国家情报,被国民政府枪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他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可以网上查到,但是很难买到。
拿汉奸比汉奸,拿诗词比诗词,这样的比较,在英文中就是拿苹果跟苹果比,拿橘子跟橘子比。至于《双照楼诗词稿》到底有没有《海藏楼诗集》和《花随人圣庵摭忆》好,那就不是我能评论的了。至少,我知道还有两个汉奸的文采据说是可以跟汪诗有得一比。
匆匆阅毕,只觉得前面几首最好。后面的即使文采再好,精卫情节再感人,“引刀成一快”的壮烈气势没有了,徒有感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