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行: 日本游——下关

下关市位于日本本州最西端,紧邻关门海峡。海峡最窄处仅600米,却承载了无数历史转折。

风从关门海峡吹来,咸湿而急促,携着海潮的低语,也仿佛夹杂着百年前谈判桌上的墨香。站在栈桥边,脚下是奔腾的急流,头顶是关门大桥冷峻的钢铁弧线,像一道沉默的刀痕,将本州与九州、此岸与彼岸、过去与现在生生割开。

这里不是普通的港口,它更像一处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步迈出,便跨过甲午的硝烟、平家的哀歌,以及更久远的“赤间关”那抹不褪的岩红。

赤间神宫

下关有三处景点不可不去,第一站,便是赤间神宫。

下关最古老的名字叫“赤间关”。“赤间”源自红石山麓的红色岩层地貌,也正是赤间神宫名称的由来。

从码头乘接驳车进城,再换乘计程车前往神宫。下车一刻,视线骤然被一座异样的朱红所吸引——“水天门”赫然在前。白色基座托举起朱红楼阁,飞檐层叠,覆以青绿琉璃瓦,顶端两只金色鸱尾在阳光下闪耀,宛如从海底升起的龙宫残影,带着一丝不属于尘世的华丽。

赤间神宫前身是阿弥陀寺,始建于公元859年(日本贞观元年)。它之所以由寺转宫,源于一段日本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王朝终章。

故事发生在武士崛起、朝廷衰微的时代。安德天皇,日本历史上最年幼即位的天皇之一,一岁多登基,命运几乎与中国的溥仪形成对照——同样幼年登基,同样身不由己,同样以王朝的终结作结局。

拥立安德天皇的是平氏家族,反对他们的是源氏家族。两大武士集团交战,史称“源平合战”。最终,平家在坛之浦海战中全军覆没。败局已定之际,安德天皇被祖母抱在怀中,纵身投海,年仅七岁。

这一幕,令人无法不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崖山海战。南宋覆亡,丞相陆秀夫背负同样七岁的少帝跳入大海。两个王朝,两个幼帝,以同样的方式,为各自的时代画上终止符——忠臣负幼主,投身汪洋。时间相隔百年,隔海相望,却如镜像一般。

后继天皇下令在安德天皇的御影堂基础上扩建寺院,作为慰灵之所,阿弥陀寺遂成为朝廷勅愿寺。

明治维新后,神佛分离政策实施,阿弥陀寺被废,改为赤间宫,即今日所见的赤间神宫。

神宫深处,小径幽暗,两座苍苔斑驳的五轮塔静立其间,如沉默的守望者。这是平家一门的供养塚,江户时代为安抚海难怨灵而集中安置的墓标。

一旁,写着“安德天皇阿弥陀寺陵”的木牌静静伫立,宫内厅的字体冷静而克制,提醒着来者:这里安息的,并非传说,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幼帝遗骨。

神宫内还有一处著名的怪谈之所——芳一堂。堂中供奉的是盲僧芳一,木造坐像双手抱琵琶,神情专注而安详。传说他因弹唱《平家物语》感动亡灵,被平家怨魂召唤至海底。站在堂前,仿佛仍能听见若有若无的琵琶声,在空气中回荡不去。

走出神宫,关门海峡的风毫无遮挡地扑面而来,带着海盐的颗粒感。方才在殿宇内的阴凉与肃穆,被这风一吹,竟有种不真实的恍惚。七百多年前的投海,与眼前货轮驶过的鸣笛,在同一个画面里重叠——历史的“重”,压在心头;而存在“轻”,却让人几乎站立不稳。

神宫不是一处单纯的观光地,而是《平家物语》的活化石,也是中日两国各自王朝终曲的无声交汇点。风声、海声、历史声在此叠加,让人一时分不清,自己究竟身在何年。

日清讲和纪念馆

下关乎?马关乎?

到下关之前,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心头:这个下关,是不是就是《马关条约》里的马关?

“赤间关”日语中“间”(ma)与“马”(ma)同音,也可以写成“赤马关”,后来在民间逐渐演变成为马关。明治维新以前,在中国史书中,这里古称“赤马关”,简称为“马关”。

甲午战争后,中日在这里签订和约,因而在清朝官方文书和历史记载中,条约也叫《马关条约》。

明治维新时期,政府统一改称“下关”,故而在日本官方文献中,条约的正式名称为《下关条约》。

啊——“下关”和“马关”是一回事。

从赤间神宫的历史回响中走出,第二站便踏入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日清讲和纪念馆。这座建于1937年6月(七七事变之前)的建筑,静立于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旁,外观简洁克制,内里却装载着一个时代的重压。

一进门,就看到中、英、日多国语言的介绍。摘录其中文版《日清讲和纪念馆》如下:

日清战争爆发于1894年。以结束日清战争为目的,日清讲和会议从1895年3月20日起至4月17日以下关为舞台举行。会议地点选择了既是高级饭馆(料亭)又是酒店的春帆楼。清国全权李鸿章和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两国代表出席了会议。

馆内重现了该会议场,展示了在会议中实际使用的大小16把椅子、古色古香的大灯、法国制大火炉、墨水瓶、泥金画砚台盒等。其中引人注目的贵重资料是施有泥金画的豪华椅子。这些椅子是为了在会议上使用而从滨离宫奉天皇之命搬运到会场的。从这些器具不难想象当年会议唇枪舌战的景象。馆内还展示与日清讲和会议有关的人物遗墨和当时的春帆楼的照片等。

本馆在2011年1月26日成为国家登录的《有形文化财》。本馆除了“入母屋式建筑”、“木瓦顶建筑”外,在斗拱等细部也保留了传统,极具匠心,构成了威风的外观,从而作为《造型的典范》被指定为“文化财”(文物)。

下关市教育委员会

我注意到介绍中的一句话:“不难想象当年会议唇枪舌战的景象”。细品之下,反而浮现出一个被常人忽略的事实——《马关条约》,李鸿章并非跪着签署,而是站着硬顶。

身为战败国全权代表,李鸿章仍能屈而不服。在毫无胜算的谈判桌前,他能做的不是翻盘,而是止损、止血、保命脉。在赔款问题上死扛不退,使日本最初开价的三亿两白银,最终降至二亿两,并允许分期偿付。不由得生出一丝敬佩。

不过,弱国无外交。即便李鸿章有大清国“中兴名臣”之才,手中已无任何真正的筹码。割地与赔款,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刻便已注定。此情此景,恐怕十个蔺相如,也难再有“完璧归赵”的余地。

《马关条约》的屈辱,并非他李鸿章选择,而是那个时代、那个体制、那场战争共同写下的结局。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感叹,可以看作对他一生的概括。

走出纪念馆,沿一条幽静坡道下行,便是“李鸿章道”。据说这是他每日往返春帆楼与住处(引接寺)的路径。石阶被岁月磨得光亮,两侧竹林森森,苔痕湿绿。谈判期间,他在返回寓所途中遭日本浪人枪击,左颊中弹。

李鸿章对此说过一句话:“此一枪,值数千万两。”这不是卖惨,而是一个老外交官对现实的冷酷判断。这一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谈判气氛。

日方因理亏而略作让步,如三亿两白银的赔款减少为两亿两,暂缓占领威海卫等。子弹留下的伤痕,成了条约上一个看不见的印章。

走在这条狭窄的小道上,脚步不由得放慢——仿佛能看见一位年逾七旬、负伤在身的清朝重臣,在此沉思徘徊的身影。他背负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辱,更是一个帝国沉落的重量。海风穿过竹叶,沙沙作响,似叹息,似低语。

走在这条小道上,最初的脚步是沉滞的,仿佛也代入了那份千斤重负。但走着走着,石阶的微光、竹叶的沙响、远处依稀的市场喧声,渐渐将人拉回现世。我想,李鸿章走在这条路上,一边是象征权力的白墙黑瓦,一边是试图躲避刺杀的狭窄阴影,是否也曾有那么一刹那,被这竹林的风声吸引,暂时忘却了春帆楼里的硝烟?

理解一个人的悲剧,或许不是在与他同悲的那一刻,而是在看见他作为一个“人”,也曾呼吸过同一片空气的时候。

唐户市场

从历史的凝重中抽身,最合适的去处,莫过于下关之行的第三站——充满生猛气息的唐户市场。

唐户市场的“唐”,并非指某一个具体的朝代,而是日本对中国、对大陆文明的古老称谓。这里原本便是“唐人出入之口”。在条约、炮火与国运之外,历史更早、也更长久的,是市井的往来,是人与人之间以货易物、以目相识的日常烟火。

今日的唐户市场,给人的印象简单而直接:海鲜、河豚、寿司、吆喝声、人情味。有人说,这里是下关的“胃”,也是城市仍在跳动的心脏。下关素有“河豚之都”之称,而唐户市场,正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味觉中枢。

中国民间有句话:“拼死吃河豚。”说的是河豚味道极鲜,却又处理不当便有性命之虞,其珍稀与风险并存,几可比肩熊掌、鱼翅。长这么大,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河豚,从未见过活的,更不必说入口一尝。

从邮轮上隔着屏幕观看,到此刻想象桌上那一盘河豚刺身——透明如蝉翼的鱼片,被摆成鹤或菊花的形状,蘸上酸橘酱油,入口当是极致清香。还有烤河豚白子(精巢),据说口感绵密浓郁,如奶油般在舌尖化开。念及此处,早已让我不自觉地咽了几次口水。

今日不必“拼死”,便可尝到此等美味,岂非人生一大快事哉!

然而,兴冲冲走到唐户市场门口,却只见一块醒目的牌子——“本日休市”。旁边的日文告示中,我认出几个熟悉的汉字:“关系者以外人禁止”。无需翻译,意思再明白不过:今日关门,无关人等止步。

即使休市,门外也能闻到海鲜与酱油混杂的余香从门缝飘出。隔着玻璃门,仍可看见里面零星几人忙碌的身影,他们应该是“关系者以内”的人员。不知何故,今日周三,也会休市?

唉,天不遂人愿。

未能抵达“味觉的巅峰”,成了此次下关行的最大一桩憾事。历史的重量已然承受,市井的滋味却与我擦肩而过。最初的懊恼过后,反而莫名松了口气。下关,或者人生的旅行,有时注定要以一种“未完成”的姿态留在记忆里。

旅行教会我们的,有时不是“得到”,而是学会与“未得到”和平相处。

海风依旧,我转身汇入岸边散步的人流,像一滴水回归大海。


10/22/2025 周三 草记于下关市
01/07/2026 周三 修改于瓦蓝湖

亚洲行: 日本游——长崎

长崎(Nagasaki),日本游的第一站,位于日本最南端九州岛的西部,三面环海、港湾曲折,是日本颇具异国风情的城市之一。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日本面向亚洲大陆的窗口。长崎距离上海约800公里,历史上与中国沿海城市贸易频繁。

港口位置非常好,就在市区,靠岸后出行很方便。

长崎原爆资料馆

这是长崎最重要的历史地标,是我的重点打卡目的地。

展馆入口前,安放着叠满千纸鹤色彩斑斓的纪念花圈,象征着人们对和平的祈愿。

馆内陈列着儿童和平绘画展的获奖作品,色彩明快,充满童稚。不过,在这里展出,却有点令人心酸。

穿过大厅,时间被定格在1945年8月9日11时02分——长崎上空,蘑菇云腾空而起。

展览以模型和影像重现了爆炸区域的惨状:被毁的城市、焦黑的街道、模糊的人影。那一刻,人类科技的极致转化为毁灭的极致。

面对那枚投在长崎的原子弹模型,我久久不语。

站在各国核武器数量地图的展板前,我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讽刺——似乎,只有核弹头,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

和平的悖论,不是笑话,而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色幽默。

这里不仅是悲剧的记忆之所,更是面向未来的反思场域。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在静默中感受到一种沉重而清澈的呼唤:不要再有下一次。

和平公园

公园面积广大,绿树成荫,步道蜿蜒,整体氛围宁静而庄严。

中央矗立着青铜“和平母子像”。雕像基座正面刻着一行时间:“1945 · 8 · 9 11:02”。雕像以母亲怀抱孩子的形象出现,但并非温柔静态,而是带有明显的扭曲、翻卷、如火焰般的造型。不愤怒,不高声,只是让你无法回避那一刻的重量。与和平公园中著名的《和平祈念像》,举手、指天、指地的男性雕像,形成对照。

不远处的祈祷之泉为那些在爆炸后因缺水而死的受难者而建。泉水循环喷涌,象征“生命与清净”。

公园一隅的世界和平雕塑区,陈列着来自意大利、美国、中国、古巴等地的艺术作品,寓意世界各国共同的和平祈愿。

沿路前行,即可抵达爆心地公园——原子弹爆炸正下方。场地中央立有黑色石碑,刻着“原爆殉难者名奉安碑”。地下则安放着遇难者名单与遗骨的慰灵堂,名单会随着确认身份的推进不断增补。让死者安静地被记住,让生者不敢轻易忘记。

蓝天底下,绿草坪上,一位老爷爷正向孙辈们讲述:“和平属于爱与热爱和平的人们。愿你们一心向善,让爱永驻。”

然而,作为日本人,在呼吁世界和平的同时,不要忘记他们曾经侵略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是他们越洋袭击美国珍珠港在先。日本,不仅仅是战争受害者,更是战争的施害者。

如果只强调自身的苦难,却回避自身的加害历史,那么“和平”便容易沦为空洞的口号,甚至成为一种选择性的记忆。

真正的反思,必须完整;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诚实之上。

长崎的意义,不应止于悲情,而应成为一种警示——既不要忘记毁灭的后果,也不要忘记毁灭是如何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的。

只有如此,“不要再有下一次”,才不至于只是一句空洞的愿望。

浦上天主堂

从和平公园出来,步行不远,便是浦上天主堂。

浦上天主堂建于1914年,曾是当时东洋规模最大的赤砖罗曼式天主教堂。1945年原子弹爆炸中,教堂几乎完全被毁。眼前所见的建筑,是1959年在原址上重建的。新教堂端庄肃穆,却无法掩盖这片土地曾承载的双重创伤——信仰迫害与现代战争。

浦上地区,是日本隐秘基督徒最为集中的区域。1865年,正是从这里出发,一批隐秘信徒前往长崎大浦天主堂,向法国神父坦白自己仍然信仰天主,见证了日本从禁教到信仰合法化的历史转折。这一事件在文化史与宗教史上都具有世界性意义。

天主教传入日本,始于1549年,相当于中国明朝中期,由葡萄牙传教士经由九州进入。短时间内,信徒人数一度达到数十万,并在九州等地形成稳定的教会与信仰社区。此后不久,基督教遭到全面禁止,外国传教士被驱逐或处死,日本进入长达约250年的禁教时期,直到明治维新后才正式解禁。

在这段漫长而残酷的岁月中,许多日本信徒并未放弃信仰,而是选择秘密延续。他们被后人称为“隐秘基督徒”。为了生存,这些信徒将基督教与佛教、神道习俗相融合,口耳相传祷词,隐藏十字架与圣像,使信仰从公开制度退化为家庭记忆。

浦上村的隐秘基督徒坦白身份之事,震动了世界:日本仍存在着一个地下延续两百余年的基督徒群体。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信徒发现事件”。

我本人并不信奉宗教或神灵,但并不排斥宗教。无论道教、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邪教除外),其本意大多出于教人为善、稳定社会秩序。

真正令我感到震撼的,是这些隐秘基督徒的信仰韧性——在极端压迫下,信仰代代相传,至少延续了七代人,长达约250年。这种在地下环境中选择隐忍、变形而非放弃的方式,体现了人类信念惊人的适应能力。

但历史也呈现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反转。当年“信徒发现事件”之后,约三万名隐秘基督徒走向公开;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制度松动与宗教自由的确立,这一传统反而迅速衰落。截至2025年,仍保持“隐秘基督徒”信仰形态的人数已锐减至仅数百人。

这是一种典型的“适应性悖论”(adaptive paradox):在极端环境中顽强生存,却在温和环境中自然凋零。

可以说,他们并非被现代化消灭,而是被“自由”解除武装。从这个意义上看,“信徒发现事件”并非真正的回归,而是终结的开始。严格来说,隐秘基督徒并没有消亡,而是在社会形态改变的条件下,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永远延续,而在于证明:人类在极端环境中,能够让信仰不断变形,却始终不至于崩塌。

中华街漫步

在美国,老一代华人称 Chinatown 为“唐人街”,新一代则更直接地叫“中国城”;而在日本,中国城被称作“中华街”。名称的差异,本身就暗含着时代、身份与视角的变化。

游轮码头距离长崎“中国城”不远,步行十来分钟即可到达。回船吃过午餐,再次下船,踱步前往。不多久,远远看见那座牌坊——“长崎新地中华街”,无需多想,便知道已抵达目的地。

街口一家“友谊商店”首先映入眼帘,恍惚间把我带回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友谊商店”是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特供商店,出售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进口彩电、电冰箱、洗衣机,使用一种名为“外汇券”的特殊货币。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商店便逐渐消失,中国也从商品进口国转为出口国。眼前的“友谊商店”,不过是一家售卖中国礼品与食品的杂货铺而已。

街上还有打着“中国贸易公司”招牌的礼品店,“国贸”名字庄重,内容却已高度日常化。

更多的是挂着“西湖”“老上海”招牌的中餐馆与酒楼,门口橱窗里,笼屉中摆着热气腾腾的包子。饭店门口写着“满席”(客满)的日文招牌,与英语、中文、韩文并列,说明这里的生意相当红火。

“长崎华侨总会”的会馆静静伫立,让人不由想起早年华侨在此落脚、生根、谋生的艰辛岁月。

正走着,耳边忽然响起一阵二胡声,是《唐伯虎点秋香》的旋律,悠悠然,让人几乎想点一个“长崎的秋香”。没走多远,秋香旋律一转,变成了电影《地道战》的插曲:“男女老少齐参战,誓把那些强盗豺狼通通消灭光。”

我一愣:有没有搞错——这里,不正是“那些强盗豺狼”的家乡?!

这种声音的“错位”,令人无法忽视。是商家并不知道这首歌明确的抗日语境?还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历史背景早已被剥离,只剩下旋律本身,被当作一种“中式元素”随意使用?又或者,这正反映了商业空间中对文化符号的功利性消费——意义并不重要,氛围才是。

我不禁想:当中国游客在日本的“中华街”,听到这样一首歌曲,与本土历史记忆迎面相撞时,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感受,是否正是文化流动中的真实一瞬?


从原子弹资料馆出来,参观过浦上天主堂,到走进中华街,不过一顿饭的时间跨度,东亚近代史的不同记忆却如同重叠的透明图层:侵略、受害、迁徙、信仰、生存、商业、消费……在同一空间中并置,每一个观察角度,都会显现出不同的图案。

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音乐安排,恰恰揭示了历史记忆在跨国流动中的变异与重构——当历史进入商业语境,它不再完整,也不再尖锐,却以另一种方式提醒人们:记忆并不会消失,只会换一种形式潜伏。

邮轮缓缓离岸,长崎的轮廓在暮色中再次模糊,仿佛那些重叠的历史图层也暂时归于沉寂。只有海风仍在低语,提醒着每一个游人:这座城市,从未仅仅是一座城。


10/21/2025 周二 草记于长崎
01/03/2026 周六 整理于瓦蓝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