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发小讲起一件我们小学的往事，让我那些早已尘封的过往，竟然被搅动得沉渣泛起。
他说的是小学六年级的1966年，彼时正值WG开始。我们“革命小将”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革命”，革教育界“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尤其要革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我们也要采取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批判以往老师对我们管教太严，对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这一段情节我在【荒唐的真实】一文中做过简单的叙述：
我们的“大鸣大放”，就是照搬报纸上的宣传，批判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被罢官的“海瑞”，还有那个不知道是怎样反党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我们的“大字报”，就是把课堂上临摹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的“真迹”，发挥到大白纸上，铺天盖地地贴满教室和学校楼道的墙壁。我们的“大辩论”，就是质问老师和校长，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旧”的教育路线，把我们“革命小将”培养成为俯首帖耳的“小绵羊”？老师和校方如果辩解，我们就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这是首文革早期流传很广的造反歌曲。唱到末了“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还要在结尾处加上呐喊声：“杀！杀！杀——嘿！”以渲染加强气势。
大概是属于战后婴儿潮的缘故，我们那时班上的学生很多，记得至少有50多人。记得高年级我们的教室里的桌椅，面对前方的黑板讲座，按三个纵队排列，每个纵队一排宽为两个课桌，长有八九排课桌不等。我们班主任为了管理我们，不知从哪里学的，建立了一整套旧式“保甲制度”。
现在的人们恐怕对保甲制度不太熟悉，保甲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开阡陌，编什伍，实现连坐制，其基本形式为10户为“甲”，10甲为“保”。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沦陷区推行了台湾的保甲制度。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仍在使用。看过电影《抓壮丁》的人，就会记得里面有个讲四川话的“王保长”。解放后，新中国废除了保甲制度。我们那时的老师，大约三四十岁左右，多半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想必是经历或者至少是了解“保甲制度”的。
我们在低年级（一二年纪）的时候，一个班的班干部，除了班长和班委会的学习委员、文体委员以外，还有三个组长，各自份管三个纵队。他们的任务好像就是帮老师收发作业本这类的“工作”。后来到了三年级时，大部分同学满了九岁，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年纪，于是开始出现了戴红领巾的少先队的干部。不过那时候入队很不容易，不像现在，一进入小学，是个学生就可以入队。个个都佩戴红领巾，哪里还有一点“先锋队”的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要表现非常好才能加入少先队。像我这样的，怎么“努力”都不行。直到四年级，所有同学都到达入队年龄，我经过一年多的“组织考验”，好不容易才加入。
说完了桌椅的具体摆放，介绍完了班干部组织结构，开始谈正事——“保甲制度”。
自打上到小学五年级，换了一个班主任，朱老师，她一直带我们升到六年级直至毕业。到了高年级，我们就是小学里面的“大哥大”，胆子也壮了，心也肥了，也混成老油条了。加上每年都会从高年级插入几个留级生，班级开始不好管理了。像我这样的，属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主儿。打架斗殴、校园霸凌，均不涉及，但是生有”课堂多动症“。老师讲课时，一旦以为听懂了，就忍不住精神不集中了，不是跟旁边的同学讲悄悄话，就是前后左右乱动，打扰其他同学，妨碍课堂纪律。当然，班上不守纪律的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大概我算是比较突出的吧。
我想，朱老师肯定不只是为了针对我，而是从全局战略性的管理部署出发，将原来的一个纵队一个组长的干部管理结构，细分为前后两排的四个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设“小组长”一名，原纵队组长升级为“大组长”。这样每个小组长就可以很容易地“监督”和“管理”身边靠得最近的同学，将他们的言行和一举一动放大在显微镜之下，让他们无所遁形。小组长向大组长负责，这样大组长则通过管理该纵队的几个小组长，轻松地完成以前看管不过来的十几个人。而班干部只须抓好几个大组长，就可以纲举目张地管理好全班。至于黄雀在后的班主任，则可以游刃有余地从班委会和大小组长的管理中，掌握全班的大体动态和每一个蛛丝马迹的细节。一张无形的大网——“保甲制度”就这样笼罩在我们身上。
组织落实后，管理方法也要跟上。老师规定，每个小组长都要用个小本本记录每天本组同学的课堂表现，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及时汇报班主任。到了周末，召集小组长以上班干部，包括少先队的干部开会，汇报一周各小组同学们的课堂表现；根据小组长的详细汇报，加上老师的评语写成本周品行表现报告；然后由小组长和班干部将报告送至家长；家长看过后，还需签名或盖章，表示知道了“已阅”，最后由学生下周一交还老师，作为学期末考评的依据。这套管理方法将学校管理跟家庭教育丝丝相扣，环环相套，颇有些像天兵天将撒下的天罗地网，纵有孙悟空齐天大圣七十二变的本领，也难逃法网。
而且工作抓重点，“枪打出头鸟”，着重打击几个调皮捣蛋屡教不改者，其中就有我。从小在老师的眼里，我就是个调皮的小刺头，而且头生双漩，脾气倔强。我是一只顺毛驴，你对我好，我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若是谁侵犯了我，我绝不善罢甘休。一年级时，为了保卫同座的同学不被前排的同学欺负，我曾经从书桌上抓起一把铅笔，插向前排同学的后脑勺，险些造成重大伤害，现在想想都后怕，幸而没有弄出大事儿。几乎一上学就被学校开除，后来考虑到事出有因，并不是我欺负同学，而是属于类似“防卫过当”的性质，遂改判为休学10天，以观后效。这是我在小学中判刑最重的一次。
这些都在【一支铅笔的故事】有详细记载。自此，从一年级就劣迹斑斑的我，一直都受着历届老师“以观后效”的监督。
一般的同学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到这张大网的厉害和威力，应为他们不常常犯事儿，而我是重点被管制的对象之一，深受其害，故而至今回忆起来，感觉仍然是苦大仇深。
不能不说，今天看来，这种细化了的组织形式“保甲制度”，加上学校和家长双重的管理方式，还是很奏效的。一些“坏学生”可以不在乎学校和老师的惩罚，但是多半怕受到家长的惩罚。比如我家老爷子的管理是很严厉的，“文斗”如果不解决问题，就采取“武斗”形式。故而，我对老师搞的这套“保甲制度”，并派同学向家长来报告我的“罪行”，致使受到家长的镇压，非常反感。以至于到了WG革命造反之时，我们将班主任的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统统都用大字报的形式，粘贴到教室和学校走廊的墙壁上。不过这是后话。
那个时候的小学，同学之间就知道男女“授受不亲”。若是男女同桌，通常在桌子中间画一条“三八线”，楚河汉界互不侵犯。谁要是过线，就会被对方用胳膊肘怼回去。我的小组长是一位姓郝的女生，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当过班干部，这次实行保甲制度，是她第一次进入干部队伍。平时，大家男生和女生互不来往，井水不犯河水。
我虽然调皮，但是学习还可以，关键是我跟同学们关系很好，小有人缘，故而同学们选我做了个“一条杠”的红领巾小队长，统领着一个十来个男生组成的少先队“第一小队”。虽然班上还有“两条杠”中队长领导，甚至还有“三条杠”的大队长领导，不管这么说，咱大小也算是个干部了。
自打郝女生当了组长后，虽然咱不当回事儿，可人家工作认真负责，咱也没的说。不久，在一次周末的干部会上，郝组长翻着她的小本本，历数我从周一到周六，哪一堂课讲了什么话，哪一堂课回头跟后面的同学交头接耳，哪一堂课在桌子下面偷偷玩东西，哪一堂课做完了作业，看窗外的小鸟，事无巨细一五一十地汇报给老师。这可让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平时不声不响的郝组长还有这样两刷子，这不就是个身边出现一个卧底的间谍吗？我不记得曾经得罪过她，如果有，顶多就是有时候她问我一些比较迟钝的“学术”问题，我没有耐心解答而已。不过，那也不至于就把我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到全体班干部和老师面前啊？
直到后来，经历了WG，我开始发现人群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没有本事，一旦有机会，却以整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而泄愤，发泄平时被压抑的情感。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就跟我采取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一样，其实无可指责。就跟世界上有白天黑夜，人有善良和邪恶的，聪明的愚昧的一样，用苏东坡的一句诗，叫做“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现在是明白了这个道理，看淡了，看穿了，不会再跟那种人计较。
但是，当时我才是个小学生，而且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的反应是受到不明攻击，被人出卖了，立即回击。现在想来，如果要讲道理，还不是我“违规”在先，咎由自取。不过，那时候不可能有现在的认识，只凭一时的基因本能冲动而行事。
我的回应是，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第二个周末，我的小本子上也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小组长的违规言行。谁能做到像圣人和上帝一样从不犯错呢？是个人就有缺点和错误，只要留神，鸡蛋里可以挑出骨头，只要有心，芝麻里可以找到西瓜。在周末的干部会上，我第一个举手发言，首先虚晃一枪，先把自己打倒，说自己本周犯错最多，并作深刻检讨。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反正我是坏得有名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然后，正当老师吃惊之际，将矛头指向郝组长，“第二个就是她”。打开小本本，一条条列举郝组长的一周的“罪行”。你想以整我立功受奖，没门儿。今天我也把你的“罪行”公布于世，用武汉话讲，叫做“大哥莫说二哥，脸上麻子一样多。”我死了，你也甭想好活，大不了，同归于尽（反正我也死了）。这种牙呲必报和胡搅蛮缠的突袭，将郝组长弄得面红耳赤，怔在哪里，嘴里不知嘟哝着什么，半天下不来台。
班主任老师看到这里，算是明白过来了，但是又将我没有办法，我已经批判了自己，对郝组长的揭发又是有根有据，只好将两人的报告都写黑了。我这一招歪打正着，自此一役，郝组长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汇报的，再也不在会上公开记我的“现行”了。不知道私下里是否采取偷偷向老师汇报的行径。如果被我知道，那时的我，一定会伺机用各种方式回击。三年级我就读过水浒，家里的三国演义，断断续续地翻看过多次。虽然没有诸葛孔明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但是一些春秋兵法常识如“欲擒故纵”、“釜底抽薪”、“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等等，还是知道一些的。总之，这次通过“反客为主”，“声东击西”了小组长，我无意间打破了“保甲制”的底层基础，因而脱离了最紧身的桎梏，从而多多少少在夹缝中获得些许自由。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小时候读【三字经】，开篇就是这几句。大意是说，人在刚出生时，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也很相近。但随着各自生存环境的不同变化和影响，每个人的习性就会产生差异。人性真的是善的吗？有人提出疑问，还有人否定。“善”和“恶”的双方都有许多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观点。似乎至今没有定论，这是人类目前无法用科学方法证实的。
暂且不谈本性善恶一说，单说人的本性由什么决定的，也有许多解释。我比较同意基因（gene）说，即是天生的，又是遗传的。这个看法基于人类对细胞、染色体、DNA与基因的科学认识。人的本性主要由“携带遗传信息的基本物质单位”基因而定。人们发现，基因在遗传过程中会发生突变，使得问题跟更为复杂。那么，为什么人类会通过遗传衍生？为什么遗传过程会发生变化？这些涉及“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似乎超越了人们目前的认知范围。
既然找不到答案，人们只能通过观察到的现象发现，人的本性应该由先天的因素决定，不管是善还是恶。“苟不教，性乃迁。”三字经又说道。也就是说，外界或后天的环境通过“教”的方式，将人之初的那个“天性”改为世俗的“陋习”。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是社会将人性（自由）“约束”了。从个人的天性上来讲，社会就是个约束，不好。从人类整体（集体）的发展来说，社会的约束有利于人类的进步，有必要。因而，个人和集体的矛盾将在人类社会中永远存在。我们的基因也在“必要”的禁锢中，“天生”地要永远与之抗争，或被压抑，或者有所突破，大不了就是“不自由，毋宁死！”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并没有打破班主任的“保甲制度”，其实也打破不了。一个顽童飞蛾般的幼稚挣扎，在成人制定的教育体制里，充其量只是孙悟空率性的大闹天宫，获一时之痛快，得些许自由，然而，终究会被如来佛一巴掌镇压在五指山下。
大概正是因为如此，WG一来，我们被压抑的天性像放出笼子的野马，肆意地践踏过去所谓的“牢笼”，校规班纪，去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天时地利人和，那叫一个痛快！
岂料，有人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一点，才将当时的神州大地一下子闹了个天翻地覆。
半个世纪后，耄耋之年，坐在灯下回顾儿时往事，叹昔日的四射的锋芒，已被社会磨蚀殆尽，只剩青埂峰下一块圆润的顽石。一辈子，就这样走过来，时间不可逆转。唯有骨子里的基因仍然顽固地不服气，“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天生的！可笑，可叹，可悲，可喜！
*自打小学毕业一别，似乎此生再也没有见过我的郝组长。只是听说她在中学时候，曾经参军入伍。几十年后回国的同学聚会上，也没有见过郝组长，同学之间好像也不知道郝组长的行踪。如果有缘相见，我会告诉她，我早就对此释怀了，也不会怪罪她了。难道当初我就没有错吗？但愿我们从中汲取教训，在今后的人生中，以我佛慈悲之心，宽以待人，在纷扰世事中调伏自心，将对于他人的艾怨修炼为自己内心的柔和清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3/18/2024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