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奥克兰 ·激流岛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


激流岛:看与被看

06:30

飞机降落在奥克兰的清晨。

那是一种尚未完全展开的光。城市还没有进入白天的秩序,一切都略带松弛,像刚刚从梦中退出来。

我知道自己只会在这里停留两个白天。于是很自然地,把其中一天,交给了激流岛(Waiheke Island)。这种分配并不理性。它更像一种指向——在时间尚未展开之前,先决定一段“必须发生的抵达”。

在去旅馆的车上,我已经订好了去岛上的船票。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渡轮随到随走,时间宽裕,甚至可以临时改变主意。但有些地方,一旦在心里浮现,就不再属于“可以不去”的范畴。

激流岛,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沉浸在另一种语言世界里。教学法、语言学、词汇学,还有诺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占据了我几乎全部的注意力。

那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训练。句法结构、深层结构、转换规则——语言被拆解成可以分析、可以推演的系统。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中国的诗歌,发生了一次方向性的偏移。朦胧诗出现了。

而我,与它擦肩而过。


顾城的名字,我是后来才真正“读到”的。那已经是退休之后。时间忽然松开了对人的束缚,一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开始慢慢浮现。

机缘巧合,两本《顾城海外遗迹》放在案头,很厚,很重,像是上帝的旨意。一本是诗,《因为思念的缘故》;一本是小说,《英儿及其他》。

那并不是简单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种迟到的进入——进入一个已经结束的世界。


1988年,我出国留学。同一年,顾城离开中国,来到新西兰。

这种时间上的重合,在当时毫无意义。但在回望时,却像一条隐约的分岔——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点,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他和妻子谢烨来到激流岛,当地毛利人称为怀赫科岛,意思为湍急的河流。在那里,他试图建立一种生活:种菜、采野菜、养兔、养鸡,修房子,建鸡舍。

那不是陶渊明的“归隐”,也不是伯夷叔齐的“逃离”。更像是一种尝试——把诗从语言中移出来,放进现实。问题在于:当诗不再只是诗,而成为生活本身,它还能否成立?

后来,英子出现。三个人的关系,被描述为一种“和谐”。但那种和谐,更像是一种精心维持的平衡。任何平衡,一旦建立在非对称之上,就注定是暂时的。

1993年,平衡崩塌。

事件本身,已经被反复叙述。但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并不是事件,而是一个试图用“童话语言”理解世界的人,如何一步步走向无法言说的黑暗。


09:30

渡轮码头离我们旅馆很近,步行十来分钟。渡轮航程约40分钟。

披着一件挡风外衣,我站在奥克兰的渡轮上。海风很轻,但带着一点凉意。阳光落在水面上,呈现出一种晶莹剔透的质感,不刺眼,却有一种深层的亮度。船只划开海面,留下帆船点点白色尾迹与城市远景。

船离岸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现代旅行”。购票、登船、拍照、移动——一切顺畅而高效。而我此行的目的,却指向一段完全不顺畅的人生。

途中经过朗伊托托岛。那是一座几乎完美的火山锥体。上午的侧光勾勒出黑色的火山岩和翠绿植被之间的分明层次。它的轮廓如此标准,以至于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自然也可以像几何一样,被“完成”。

地质学知识让我意识到,这种“完成”,其实只是视觉上的。自然本身,从未真正完整。它只是不断变化,而人类在某一刻,误以为它已经定型。


10:15

抵达马蒂亚蒂亚码头。白色沙滩,蓝绿色海水,小船轻轻晃动。岸边有几家餐厅,非常有地中海风情。一切都接近“理想风景”的定义:干净、明亮、松弛、无负担。

但我没有停留。甚至没有认真去看那些餐厅、画廊、纪念品店。我很清楚,自己不是来“消费风景”的。我是在寻找一个位置:激流岛岩石湾美景道124号(124 Fairview Crescent, Rocky Bay, Waiheke Island)。


10:30

码头外就有公交车站,我搭乘502路驶向岛南侧的岩石湾。游客逐渐减少。房屋开始稀疏,植物却变得茂密。道路变窄,坡度上升。世界开始收缩。这种收缩,很微妙。它不是压迫性的,而是一种“逐渐剥离”。商业的部分被剥离,热闹被剥离,最后剩下的,是最基本的:风、树、海、声音。

因此,岩石湾区域相对安静。这里的房子大多依山而建,造型各异,有精致的别墅,有的则保留了半个世纪前的简朴风格。此时是3月初秋,路边依旧能看到许多新西兰特有的植物,如绣球花、剑麻和巨大的蕨类植物。


11:20

进入岩石湾。这里几乎没有“景点”的意味。它更像一个普通的生活空间——有人居住,有人离开,有人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

对于当地人来说,顾城并不是“诗人”。他只是一个曾经住在这里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而对于远道而来的我,他却是一个象征。同一个人,在不同语境中,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大概就是“看与被看”的另一层含义。

下车后,我沿着街道慢行。正如这条街道的名字所暗示的,随着坡度的上升,在街道的缝隙或转角处,可以看到这里的沙滩不像码头那样洁白,而是一个布满岩石和潮汐泥滩的小海湾。远眺对岸,可以越过波动的海水,看到对岸奥克兰东南部的海岸线。

周围树很高,光线被切割成一块一块。鸟鸣清晰,却无法定位来源。那种感觉,有一点像进入一个半封闭的世界。

顾城的旧居,就在其中。房子被茂密的树木包围,从路边看过去只能看到屋顶和部分外墙。外墙曾是褐色木板,现在更显陈旧。没有标志,没有说明。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示:私地·禁入,请勿侵犯。

我停在路边。没有试图靠近。也没有产生当年参观伟人旧居的冲动。因为我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进入那座房子”,而是站在这里,理解一种距离。距离,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经验的,甚至是语言的。

这时,那句诗浮现出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句话,被反复引用,几乎成为一个标签。但站在这里,它忽然变得具体起来。它不再是一句诗,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实践。试图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必须首先承认黑暗的存在。而一旦进入得太深,就未必还能走出来。

从旧居往下,是一片海湾。岩石、潮汐、泥滩。不壮观,不开阔。甚至有一点荒凉。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它接近真实。据说他曾在这里捡柴、捉生蚝。这些具体的动作,使“诗人”这个身份,短暂地退场。留下来的,是一个试图生活的人。

海没有变。风没有变。甚至连光线的角度,也可能与当年某一天相似。改变的,只有人。以及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没有拍太多照片。只是静静地看。只是默默地想。

忽然明白,那句开头的诗,其实不仅仅是在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也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人看“现实”时,他是远的;当他看“想象”时,他反而更近。而顾城,或许正是把“云”,当成了更真实的存在。

诗人,我来了。

但我没有走近你。我只是站在你曾经看向世界的地方,试着理解——你当时,看见了什么?

又或者,听见了什么?


一阵手机铃声骤然响起,将我猛地拉回现实。

北美大陆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打乱了所有行程。我仍被困在出发地的机场酒店。

揉揉眼睛,窗外天色尚暗,清晨五点。该起床赶最早一班飞往奥克兰的航班了。激流岛的阳光、海风、岩石湾的鸟鸣,以及那座隐在树影中的旧居,仿佛刚刚发生,却又已隔着万里之遥。

梦里的我站在旧居前,试图理解一个诗人看向世界时的目光;而此刻的我,却只能在异国他乡的黑暗中,收拾行囊,准备继续上路。

诗人,我终究没有真正走近你。

我只是借着一场清晨的梦,短暂地站在你曾经站过的地方,看了看你看过的云。


03/17/2026 草记于坦帕湾
04/03/2026 整理于瓦蓝湖

回家

爆炸声是从西边传来的。

那一刻我站在杜哈安达仕酒店的窗前,看着远处的天际线被什么东西点亮,然后是声音——先是闷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捶打一面巨大的鼓,接着是震动,从脚底传上来,穿过我的脊椎,最后是窗户,那扇该死的玻璃窗在我面前剧烈地颤抖。

我对电话那头的斯瓦蒂说:“我爱你。”

这不是那种临睡前随口说的爱。这是那种你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她时,必须让她知道的爱。

“我也爱你。”她的声音从印度那边传来,隔着三千公里的电缆,听上去像一只蝴蝶在振动翅膀。

五岁的德维在她旁边睡着了。那天下午她们还在看豹子的照片——我们在印度那几天拍的,野生豹子,金色的眼睛,在灌木丛后注视着我们的吉普车。那是德维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豹子。她问了我十七个问题。豹子吃什么?豹子会吃小孩吗?豹子晚上睡在哪里?

我回答了所有问题。那时候我以为最难的问题不过是这些。

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回去?

让我把时间往回拨一点。

二月二十八日,卡达航空的航班,杜哈飞达拉斯。起飞一小时,机舱里有人在看电影,有人在睡觉,空乘正在准备下一轮饮料。我靠在座位上,想着五天后的排班——重症监护室不等人,我的病人们还在那里,戴着呼吸机,依赖着那些我熟悉的数字和曲线。

然后飞机开始掉头。

机长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平静得像是宣布航班延误:“由于区域局势,多国领空关闭,我们将返回杜哈。”

没有人尖叫。没有人站起来。只是沉默,那种沉默比尖叫更响。

我低头看向舷窗。下面是阿拉伯湾,阳光照在水面上,像撒了一层碎金。我想起斯瓦蒂和德维还在印度,她们还要再过一周才回来。我想起德维的生日快到了,她想要一个独角兽蛋糕。我想起重症监护室里的七号床,那个年轻人,车祸后昏迷了三周,他的母亲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在探视区,攥着一串念珠。

三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杜哈,回到了我们一小时前离开的地方。

杜哈机场关闭了。领空关闭了。航班取消了。

酒店大堂里挤满了和我们一样的人——穿着旅行便装,拖着行李箱,手机贴在耳朵上,重复着同样的话:“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不,我还在等消息。”“好,我会告诉你的。”

美国国务院说:不要指望政府会撤离你们。

我打了电话。给国务院,给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给每一个我能想到的人。填了表格。发了邮件。全都石沉大海。

第二天晚上,爆炸声来了。

我在房间里站着,等着窗户碎裂,等着下一声更近的爆炸。但它没有来。只有那一声,然后又是寂静,那种寂静比爆炸声更让人害怕。

我开始搜索航班。任何航班。只要能离开这个地区,去哪里都行。

杜哈不行。巴林不行。阿布扎比不行。利雅得——利雅得机场还在运行。

我找到一张机票:利雅得飞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航空,凌晨三点四十起飞。

我从来没有去过埃塞俄比亚。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埃塞俄比亚。

但那张机票像一根绳子,从黑暗中垂下来。我抓住了它。

从杜哈到沙特边境,九个小时车程。

司机是酒店推荐的,一个沉默的沙特人,一路上几乎没说话。窗外是沙漠,黄褐色的,一望无际。每隔一段路就有检查站,士兵们举着枪,示意我们停车,检查证件。每次停车我的心跳都会加快,攥着护照的手心全是汗。

我告诉自己:你只是换一种方式回家。这没什么疯狂的。你只是开车穿过一个国家,再飞过另一个国家,再飞过大西洋。这没什么疯狂的。

但这很疯狂。我知道。但疯狂和绝望之间的界限,有时候比手术刀还薄。

在边境,我换了一个司机。过海关时,我把护照递过去,看着那个官员翻动我的签证页,一页一页,很慢很慢。我想起斯瓦蒂的叔叔,他在德里机场被盘问了两个小时,最后什么都没解释清楚,就那样被送回了候机厅。

但那个官员只是看了我一眼,盖章,放行。

我继续走。

利雅得机场是空的。

航站楼里只有清洁工在拖地,候机厅的椅子一排排空着,显示屏上全是红色:取消、取消、取消。我的航班还亮着绿色。

我在贵宾休息室里坐着,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水。我不敢睡。我怕我睡着了,醒来发现航班也没了。

凌晨三点四十,飞机起飞了。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旁边坐着一个埃塞俄比亚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睡觉,呼吸很轻很轻。我看着那个婴儿的胸口一起一伏,想起德维小时候也是这样,睡在我怀里,小嘴微微张开,像一个还没写完的问号。

亚的斯亚贝巴。早晨六点四十。

我有十五个小时的转机时间。

我不想待在机场里。我不能待在机场里。如果停下来,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些恐惧和焦虑就会追上我,把我按在地上。

我去看了露西。

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里,那具三百二十万年前的人类化石静静地躺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柜里。她那么小,那么脆弱,骨头拼在一起,像一幅还没完成的拼图。但她站在那里——或者说,她躺在那里——告诉我一件事:

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走路了。走出森林,走出草原,走出这片大陆。走是为了活下来。走是为了回家。

我是一个医生。我相信数据,相信证据,相信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达尔文是我信仰的圣人。

但我站在露西面前,想到的不是进化论。我想的是:三百二十万年后,她的子孙还在走。他们走出非洲,走到亚洲,走到欧洲,又跨过海洋,走到美洲。

有时候他们走是为了寻找食物,有时候是为了躲避战争,有时候只是为了回家。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喝了一杯浓咖啡。

埃塞俄比亚是咖啡的原产地。那杯咖啡确实是我喝过的最好的——黑得像墨,苦得像药,但喝完以后,整个人都醒了。

我给斯瓦蒂发了一张照片:我,杯子,杯子里的咖啡。她回了一个笑脸。她说德维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快了。

我没有告诉她我还不知道。

晚上十点四十,飞机起飞。六小时后,我们在罗马降落,加油。乘客不下机。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罗马的灯光,想象着这座古城的两千七百年。人类在这里走来走去,打仗,相爱,生老病死。然后飞机加满油,继续飞。

芝加哥。早上八点。

海关大厅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拖着箱子,一点一点向前移动。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打哈欠,有人抱着孩子。

一切都很普通。普通得几乎有点不真实。

我忽然想起自己有 Global Entry。平时回美国,我几乎从不排队。走到机器前,扫一下护照,抬头看摄像头,系统识别脸部,然后门就开了。

我拖着箱子走过去。

机器屏幕亮起——Look at the camera.

我抬起头。

那一刻,一种奇怪的感觉慢慢从身体深处升上来——不是兴奋,也不是喜悦,像是有人把一根一直勒在胸口的绳子剪断了。

屏幕亮起绿灯——Welcome home.

门开了。

就这样。没有盘问,没有解释,没有检查。

我推着行李走出去,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不管我刚刚绕过多少国家,不管我穿过多少边境,不管我在沙漠里开了多少小时的车——我已经回到了美国。

再飞一段。我就到家了。

等了三个小时,登上了飞往新奥尔良的航班。最后一程,飞机撞上了一辆行李车。又延误了一个小时。

但我不在乎了。真的,不在乎了。

下午两点多,新奥尔良。

阳光很烈,潮湿,熟悉的那种热。我走出航站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南方的味道——沼泽、柏树、旧木头和烧烤酱。

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了马里尼区的家。

我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德维的玩具散了一地——一只独角兽,一个拼图,一本翻烂了的绘本。绘本的封面上画着一只豹子,金色的眼睛,和我在印度见到的那只一模一样。

斯瓦蒂和德维还要再过几天才能回来。房子是空的,安静的,只有冰箱在嗡嗡地响。

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怀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但我到家了。

那天晚上我睡了十六个小时。没有做梦。没有惊醒。只是睡,沉沉地睡,像一块石头沉到水底。

国务院是在那天晚上给我回的电话。

我没有接到。手机在客厅里振动,我在卧室里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语音信箱,一个声音说:“米勒医生,我们收到了您的求助……”

我把那段录音删了。

不重要了。我已经到家了。

但我还是会想起那个问题:如果那天我没有找到那张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机票,如果那个沙特官员拒绝了我的签证,如果埃塞俄比亚的航班也被取消——我现在会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三百二十万年前,露西开始在非洲大地上行走。她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但她走了。

一步。又一步。我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我们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回家的。


03/11/2026 于瓦蓝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