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

小四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支烟。他已经很久不抽烟了,烟点着以后,只吸了一口,便放在烟灰缸里。

我们有些年头没见了。这次我带着女儿,去看我童年住过的房子。正好看见小四站在大门口。当年的小四,浓眉大眼,是女孩子眼中的小帅哥。现在的他,有点发福,眼角出现明显的鱼尾纹。

小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大院,中学又是同班。上学放学常常一起走。那时候他跑得快,打架也不怕。别人叫他小四,我也跟着叫。至于他为什么叫小四,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中学毕业后,各自上山下乡。再后来,我出国。小四留在武汉。中间有过几次消息,说他混得不错,也有人说他脾气变了。

我把女儿在吉庆街遇到的事告诉了他。回国后,女儿和几个同学晚上逛街,经过一家饭馆,店里的人非要拉她们进去吃饭。她们不愿意,双方争了几句。后来对方动了手。

女儿去了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没有急着处理打人的事,倒是把她的护照拿过去看了很久。问了许多问题,问她什么时候回国,住在哪里,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街上。最后,事情不了了之。

虽然公安局长是中学同学的老公,我认识,但我不愿意动用这种关系。

小四问:“哪一家?”

女儿告诉了他饭馆的名字,又把大概位置说了一遍。

“什么人?”

女儿说不清楚,只记得几张脸。

他又问了一遍地点。然后他说:“好说。叔叔帮你出气。”

他说这话的时候,烟已经熄了。我没有问他打算怎么做。

小时候,大院里有一棵树。树干不直,往院墙那边歪,枝杈伸到二楼窗户附近。我们常常爬上去,坐在树杈上,看下面的人走来走去。

有一次,小四从树上掉下来,摔在地上,半天没起来。大家围着他看。他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是树推的我。”

没有人相信。

后来那棵树被砍了。听说是因为影响房屋安全。砍树那天我不在场。等我回去,只看见地上剩下一个树桩,截面很平,像一张桌子。

我们离开的时候,女儿问我:“小四叔叔真有那么厉害?”

我说:“他只要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好。”

回美国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小四死了。

据说那天喝了不少酒。后来人倒在桌边,送到医院时已经不行了。具体怎么回事,没人说得清楚。有人说是酒喝多了,有人说是旧病。也有人说,那天他其实没有喝多少。

我给女儿打电话,说:“小四叔叔已经帮你报了仇。”

她问:“怎么报的?”

我说:“事情已经解决了。”

她没有再问。我也没有告诉她小四死了。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棵树。树被砍掉以后,院子里空出一块地方。后来有人在那里种了一棵新的,树干笔直,枝叶也规矩。它长得很慢,没人爬上去过。

后来我回武汉时,又到大院里看过一次。老房子还在,院墙刷了新的漆。那棵树长得比我高,树下停着几辆电动车。没有了小四的身影。

我站了一会儿。一个小孩从楼道里跑出来,绕着树转了两圈,伸手摸了摸树干,然后走了。

那天晚上,我梦见小四。他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桌上放着一只空酒杯。桌子有一条腿短,下面垫着一块木片。

我问他:“那件事办了没有?”

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事?”

我说:“吉庆街。”

他没有回答,拿起酒杯看了看,又放下。

然后,我醒了。

窗外的树枝碰了一下纱窗。我看了看,躺在床上没有动。

【童年往事】


10/31/2026 写于瓦蓝湖

革命与虱子

六十年前,我刚上初中。开学后,安静地上了几堂课,就被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所裹挟,加入了那场革命。

后来读鲁迅的《阿Q正传》,读到讲“咸与维新”那一段,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咸与革命”了。

故事讲的是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假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

那年我刚满13岁,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不记得是怎么成了“红卫兵”的,只知道我被学校组织大串联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去参加革命。

九月底到了北京,正赶上国庆节。于是第一次参加了国庆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前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还有当时的林副主席。串联就是到北京各大学(清华、北大)看大字报,到清华附中听革命小将介绍经验,感受他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并在天安门前系着红领巾、佩戴红卫兵袖章留影。

这就是革命。

回到武汉,我们又马不停蹄到上海串联,以长征“播种机和宣传队”的精神,去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

到了上海,我们在外滩边上一幢大楼里住下。曾经是会议室的大房间,成了红卫兵接待站的驿站雅间。水泥地上铺着稻草,就是一个通铺;那时哪有那么多床板。我们武汉一行人挨个将自己的背包摊开睡下。

不久,进来一批东北小将,打开铺盖,挨着我们睡下。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赤条条地钻进被窝。作为武汉人,虽然出生不同、家庭环境有异,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穿着内衣内裤入睡的。

当然,各地风俗习惯不同,见怪不怪,倒也罢了。直到后来,我们身上开始痒得难受。起初,还以为是出门久了,没有洗澡的缘故,于是大家到上海澡堂洗了一次,也没有解决问题。

结果发现,贴身的衣服缝里,出现了一些活动的小白点,才知道这是虱子。也不知是东北小将带来“串联”的,还是上海稻草里潜伏的“走资派”。还记得大家脱下衣服,低头在衣缝中寻找虱子的模样,就像动物园里的大猴子给小猴子捉虫子。不过,猴子抓到虫子是塞进嘴里,我们是两个指甲将虱子一夹——啪的一声。

回到武汉后,第一件事就是脱光衣服洗澡,然后用开水猛烫那些衣服。

大串联,就这样打破了我平静的书桌生活,开启了我生命的长征。虱子,也就成了长征路上九九八十一难之一。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虱子。经此一役,后来被臭虫、跳蚤叮咬,甚至被蚂蟥缠在腿上,也就不再那么吃惊了。


附记:

此文由发小的一篇短文触发。文中提到,当年上山下乡时,山里人夜里睡觉也是脱得一丝不挂。于是我便想到上海的那段经历。

【童年往事】


10/18/2026 周日 稿于瓦蓝湖